文章目录：

1、探访息烽集中营旧址，追寻先烈们的热血与信仰2、贵州息烽法院：断片后“跟着感觉走”，可“刑”3、走红网络的方舱“读书哥”，带着我护理的小病人出院了

探访息烽集中营旧址，追寻先烈们的热血与信仰

距离贵阳60公里的息烽集中营旧址，有山有水，古树参天，根本看不出曾是一座秘密监狱。这里曾关押了罗世文、杨虎城、黄显声、许晓轩、马寅初、张露萍、“小萝卜头”等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他们在“魔窟”中悄悄展开战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不朽篇章。

如今，息烽集中营旧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一年清明时，记者实地探访这里，追寻先烈们的热血、信仰和胆魄。

炼狱

息烽县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险要，素有“川黔锁钥、黔中咽喉”之称。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1938年11月，军统在距息烽县城6公里的阳朗坝圈地80多亩建成息烽集中营，对外挂牌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

当时，军统在西南地区设立了三个秘密监狱，其中息烽集中营的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级别最高。只有2000多人口的息烽县城，一下子涌入1.5万余名军统驻扎人员，常年关押400至500人，最多时达600多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统第二大本营。

“整个息烽集中营的运转方式充满了虚伪气息。”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张伟娟说。

一走进息烽集中营大门，便可看到头顶四个大字“抬起头来”，意思是关进这里的“犯人”抬头看清现实，早日“交代”。集中营一边是湖泊、礼堂、篮球场等特务们的休闲活动场所，另一边是监牢。监牢以“斋”命名，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特”共9个“斋”、52间牢房，“犯人”按案情、职位、政治身份、年龄、性别分“斋”囚禁。

息烽集中营内牢房。除署名外组图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惊亚摄

牢房里，睡觉的通铺每人一尺三寸，翻身都难，用黑纸糊着的窗户不透一丝光线；“犯人”吃喝拉撒都在牢房，不能理发洗澡，个个惨不忍睹，肠胃病、痢疾肆虐；案情重的“犯人”出去“放风”，要关在一个小木笼内。

牢房后，有一座天然溶洞，特务在里面设置了刑讯室和水牢，酷刑有12种之多。“这里曾是老虎栖身之处，当地人称作‘猫洞’，特务却称其为‘妙洞’。”张伟娟说。

据统计，从1938年11月设立到1946年7月撤销，息烽集中营先后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1200余人。其中，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的有600余人，最后转押重庆者仅72人，且大部分被杀害于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的国民党大屠杀中。

狱中秘密支部

1940年底，在成都被捕的中共高级干部罗世文、车耀先被送到息烽集中营关押。同一间囚室中，还有原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许晓轩、中共地下党员韩子栋，这无意中为“中共狱中秘密支部”的成立提供了组织条件。

罗世文像。新华社发

1941年3月，特务头子戴笠派自己的同乡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上任后，着手搞所谓“狱政革新”，在狱中开办卷烟厂、肥皂厂、印刷厂等，把“犯人”改称“修养人”，逼迫“犯人”劳动，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

“犯人”也因此有了碰头、交谈、联络的机会。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罗世文看准时机，四处联络难友。年底，以罗世文为支部书记，车耀先、许晓轩、韩子栋为核心成员的“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在这个特殊的战斗环境里诞生了，党员遍布各字号“斋房”。

为达到“政治攻心”“思想感化”的目的，周养浩除了同意让“修养人”有读书报的权利外，还设立了图书室，创办了《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并抽了几名“犯人”当编辑。“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巧妙地把图书室建成了支部的秘密联络点和外界消息来源处，开展对敌斗争。

“天堂”“地狱”

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一位烈士的口红、粉饼等遗物常常引来关注。遗物的主人名叫张露萍，假如晚出生几十年，她必定和很多女孩子一样，成为时尚达人。

1939年10月，18岁的张露萍受共产党派遣，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不幸被捕，后被转押到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他们在息烽快活岭遇害。

在狱中，张露萍经常给“小萝卜头”讲故事。“小萝卜头”即“共和国最小的烈士”宋振中，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3年多。息烽集中营撤销时，“小萝卜头”随父母被转押至重庆，他的一生基本都在狱中度过，遇害时不满9岁。

由于被捕时“小萝卜头”尚年幼，他的妈妈徐林侠在狱中东拼西凑缝补了两块尿布。牢房昏暗潮湿，尿布无法晾干，徐林侠白天把湿尿布围在腰上，夜里垫在身下，用自己的体温暖干，时间一长，她得了风湿病，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

息烽集中营的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天堂地狱唯人自择；成功失败权操我手。”在这个炼狱般的“秘密世界”，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犯人”们，意志却如钢铁。

在国民党秘密监狱被关押了14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韩子栋曾说：“‘自首’‘反共’便可进‘天堂’，‘执迷不悟’自然只能入‘地狱’了，绝大多数革命者都选择了入‘地狱’。”

“在息烽集中营先后关押的1200多人中，没有出现一个如‘甫志高’般的叛徒。”张伟娟介绍说。

红宝石戒指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的原型，曾与张露萍同时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1947年从重庆白公馆成功越狱。新中国成立后，韩子栋从北京调到贵阳工作，他的第一桩心愿便是寻找张露萍等七烈士的坟墓。

韩子栋在息烽集中营周边走了许多地方，逢人就问：“你听说过这一带一次杀了六个男的一个女的吗？”

后来，他经打听来到一片荒山上，知情人指着一大一小凸起来的两片枯蔓野草，说这就是坟地的时候，韩子栋掩面饮泣：“张露萍，活泼文雅、宁折不屈的张露萍，她就长埋在这里？”

韩子栋请农民开采了一些石头，重砌了七烈士的坟墓。20世纪80年代，当地举办七烈士迁墓仪式。坟墓打开时，底下竟有一只红宝石戒指，众人都惊叫起来。

在场者只有韩子栋认识这枚戒指——这是党组织派张露萍打入军统时给她的信物，她爱这枚戒指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她的脊椎骨被子弹打断，全身多处骨折，头颅也碎裂了，但戴着红宝石戒指的手指压在头骨下。”韩子栋曾回忆，“也许她生前最担心戒指落入敌特手中，在生命弥留之际，把手有意压在脑后了。”

张露萍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据张伟娟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先后投入5000万元，用于集中营旧址保护、修复和建设。开放以来，这里已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00万余人次。

“为了掩盖罪行，军统特务离开息烽时，用黏土将‘猫洞’填埋，经过三次大规模发掘，许多秘密仍深埋于地下。”张伟娟说，息烽集中营被关押人员具体名单，绝大多数遇难者的遗骨究竟在何处，都是难解之谜。

“息烽集中营见证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历史，是共产党人、爱国将领、进步人士与军统特务进行意志、信念、人格较量的特殊战场。”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说，在这座“魔窟”中，无数革命先烈体现出坚定信仰、宁死不屈的红岩精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了共和国旗帜，铸就了共和国巨大的红色基石，必将在烈火中永生。（记者李惊亚）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贵州息烽法院：断片后“跟着感觉走”，可“刑”

当人醉酒后做出的行为究竟能有多离谱！近日，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盗窃案。当事人因酒后顺手牵“羊”了一辆未上锁汽车内的大量财物，被判处拘役四个月。

2024年2月，被告人袁某到朋友家聚餐饮酒后从小区地下停车场回家时，“碰巧”遇到一辆未上锁的小汽车，醉酒的袁某便借着醉意“跟着感觉走”，“顺手”打开该车后备箱并将后备箱中的财物（其中包含两条香烟、一盒山茶油、一瓶沐浴露和一瓶磨砂膏）带回了家。

次日一早，车主发现车内物品被盗，遂报警。警方经排查，迅速锁定了被告人袁某。到案后，袁某向警方交代：“我当时已经喝断片了，不知道拿了什么。第二天起床才看到床头柜上这堆东西。我想不起来这些东西怎么到我房间的了”。

后经鉴定，以上被盗财物价值人民币1993元。案发后，警方已将被盗财物全数追回并发还被害人，被告人袁某也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息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依法给予刑事处罚。袁某有多次犯罪前科，酌定从重处罚。同时鉴于被告人袁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从轻情节，依照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袁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判决后，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被告人亦未提出上诉，现该案已生效。

“醉酒”不是实施违法犯罪的理由，“酒后失忆”更不是逃脱法律制裁的“护身符”，只要实施了不法行为，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广大司机朋友也需注意，贵重物品不要放在车内，牢记关好门窗、离车上锁，谨防被盗！

来源：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 作者：钟亚兰

走红网络的方舱“读书哥”，带着我护理的小病人出院了

我想自己多一些问候，或许能在这个密闭的空间，给予他们更多安慰。慢慢地，大家熟悉起来，病人们也开始改变沮丧的心情，主动要求下床活动、锻炼身体。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ID：xhmrdxwx）

口述：张佳丽|26岁护士| 贵州贵阳

整理：向定杰|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2月7日，作为一名护士，我第一次进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

这里和传统医院差别太大了，满眼都是密密麻麻的患者。印象最深的是听到一个孕妇，过度紧张地说，感觉自己到了病毒堆，连呼吸都怕有错。

我接管的二三十个病人，年龄最小的是个男孩，只有15岁，最大的是他的爷爷，已经73岁了。

男孩是单亲，他们一家共4口人。疫情暴发后，奶奶感染重症去世，妈妈在方舱里的另一个区。

前段时间，孩子快要出院了。妈妈和爷爷还不能出院。大家都在担心，孩子出去了没人照顾。

这时，旁边有一位小伙子，说他也快出院了。到时候，可以帮忙照顾这个小朋友。

原来，这位热心肠的小伙子，就是前不久走红网络的方舱“读书哥”。这位留美的博士后戴着口罩，在方舱病床上安静阅读的照片，在网上刷屏了，连他读的那本书听说都成了畅销书。

“读书哥”的读书照。湖北日报柯皓摄

昨天，这位“读书哥”真带着这个15岁孩子一起出院了。

听说，方舱内图书驿站的建立，就跟“读书哥”有关。现在，病人随时都能去那里拿书看，可以打发不少时间。

在方舱，我第一次穿戴上防护用品。一开始很不习惯，遇上天气好、温度高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受。

记得第二次进舱，护目镜的带子太紧，压得我太阳穴胀痛，头昏脑涨想吐，又是一镜的雾。那天，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护理的大多数病人，都是中年人。开始的时候，工作起来很吃力。因为病人和我们，都是刚刚到这里，环境很艰苦，病人情绪也不大好。

最初，他们都不愿意下床活动。每次上班，我都会去喊他们适量运动下。与他们交谈时，会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医生安排的检查做了没有，掌握自己的近况没有。

现在，方舱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各方面服务也越来越好。以至于有快出院的患者，跟我们说想多住几天。

之前有人在方舱里跳广场舞，网上炒得特别火。现在已经不鼓励跳了，改为打太极拳之类舒缓的活动了——据说，跳广场舞容易引起灰尘和飞沫。

在我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患有糖尿病。每一餐，我都会提醒他吃什么、不吃什么，多吃什么、少吃什么。

张佳丽（右）和队员们分发餐食。受访者供图

没想到，我的用心被他记在心上。2月19日，我除了收到所护理病人的联名感谢信，还有一封他单独写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出征武汉并没有那么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段时间，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也很多。武汉这边发了很多生活用品，家乡贵州又寄了几批过来。爱心礼包里面，除了羽绒服、鞋子，连辣子鸡都有。

吃着家乡的辣子鸡，我也有些想家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离家之前的那几个小时。

2月4日凌晨1点，我正在息烽县中医医院值夜班，护士长打来一个电话。她说，医院有个援助武汉的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去。

“愿意！”我立马回答。但也许我决定得太快，反而引起了护士长的担忧。她又追问：“你确定要去吗？会很辛苦的，你能不能坚持？”

想到自己没结婚、没孩子，况且国难当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决，我对护士长讲：“不要再说了，我去。”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我心跳有些加速。放下电话，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有些害怕告诉家人这个决定，怕他们担心。

凌晨两点，跟院方谈完话后，我回家收拾行李。尽管很小心，但还是惊动了父母和爷爷。

他们知道我要去武汉增援的事，可能是怕我乱了阵脚，都表现得很淡定。83岁的爷爷还说，去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

我们一家人在火炉面前，坐到了天微亮。大家聊了什么时候走、要带哪些东西、医院去几个人等等。之后，便不敢延伸这个话题了。

我一边逗我的小侄儿，一边和家人谈着以前家里的事儿，就这样度过了在家的最后两三个小时。

清晨六点，带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我返回医院。下午2点，我在贵阳机场，与贵州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101名成员汇合，一起飞往武汉。

到了武汉，大巴车开进市区，偌大的城市竟然空荡荡的，几十层的高楼就那么几点灯光，大家都有些紧张。

第二天开会时，同行的一位小哥哥，更是用胶带把窗户透风的地方都封了起来。经过两天的培训，我们渐渐消除了一些恐惧，也学习了怎么和病人沟通，以及防护用品的选择及穿脱。

张佳丽（右一）与读书哥（左二）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进入方舱后，我的任务主要是为病人测体温、脉搏、血压、血氧饱和度，并做好记录。此外，病人生活也是我们负责，比如发盒饭、牛奶、水果。

转眼到了2月下旬，贵州医疗队管理的患者开始陆续出院。其中，也有我护理的患者，包括跟着“读书哥”一起离开的小男生。

看着病人们纷纷康复出舱，我觉得我也快回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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