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通俗文学名家张恨水的南京情缘2、光明文化周末版：痴情最是梅花落3、在徽州，寻访工艺千年

通俗文学名家张恨水的南京情缘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恨水系其笔名，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安徽潜山人，出生于1895年4月。他于1901年入私塾，1909年接受新式教育，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亦读西欧文学作品。1913年他开始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蜚声海内外、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尤以“通俗文学大师”“章回言情小说大家”著称于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先后出版了110余部小说,故又有“多产通俗小说作家”之誉。1936年，时年41岁的张恨水来到南京生活，从此与南京结缘，在南京创业，并以南京为背景，从事通俗小说创作，先后创作出了《春明外史》《夜深沉》《魍魉世界》《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纸醉金迷》《金粉世家》《五子登科》《满江红》《热血之花》《大江东去》等长篇小说，在以上所有林林总总小说作品中，与南京有关的、且最具南京地方特色的、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应该还数长篇小说《丹凤街》《秦淮世家》和《石头城外》。

深爱古都金陵的六朝烟水气

彼时张恨水就居住在与丹凤街一步之遥的唱经楼。他特别欣赏和垂青旧时南京的风土人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他甚至说，南京的卖菜翁身上都散发着一股烟水气。正因为他热爱南京这片热土，因而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丹凤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南京人的生活日常，其叙事状物，皆以南京人真实、鲜活的市井生活为蓝本，其中着重描述了他所观察和捕捉到的南京繁华喧嚣的早市：凡逢周日，南京早市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喧闹异常。举目望去，“那些勤俭的主妇，或善于烹饪的主妇，穿了半新旧的摩登衣服，挽了精致的小篮子，在来往的箩担堆里撞了走。”俄顷，只见蒸笼盖子被打开了，升腾起一团团热气，“这热气有包子味，有烧卖味，引着人向里挤。”

张恨水笔下生动描摹的那“清明上河图”一般的旧时南京地摊经济与早市繁华场景，令众多南京读者阅后激活了对旧时光的记忆，因而倍感亲切。“青石板铺的路面，不到一丈五尺宽，两旁店铺的屋檐，只露了一线天空。现代化的商品也袭进了这老街，矮小的店面，加上大玻璃窗，已不调和。而两旁玻璃窗里猩红惨绿的陈列品，再加上屋檐外布制的红白大小市招，人在这里走像卷入颜料堆。”近一个世纪前，吾土吾民便是在如此喧闹繁盛的人间烟火里，张罗一个家庭庸常生活的开门七件事以及买卖营生，有滋有味、气定神闲地生活着。

那时，踌躇满志的张恨水，时常身着长衫马褂，怀揣小说手稿，从唱经楼踱着小方步去丹凤街的茶社品茶，饶有兴致地欣赏周遭的六朝烟水气。他非常喜爱南京“龙盘虎踞下的秀丽”。是的，旧时南京的清凉古道、城南老巷，处处留下了张恨水的足履屐痕。他闲暇时还特别喜欢去位于城南的夫子庙，那里的青石板积淀着千年的风雨，那里的黛瓦白墙见证了百年世事纷扰，那里静静流淌的秦淮河水，看惯了人间寒暑交替，春秋轮回,炎凉世态。彼时的夫子庙，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此前他曾到访过人迹罕至的位于城西的清凉山。而从清凉山到夫子庙，对他而言真的是从最荒凉、冷寂到最繁华、热闹。尽管千百年来吟咏传播的辞章所描绘的画舫笙歌、秦淮风光朱颜已改，但那高大的楼房铺面以及庙门前满满当当的露天摊，兀自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子客商、芸芸众生。

办报奇才的高光时刻

张恨水不仅是小说创作能手，还是办报高手。就在张恨水小说创作搞得风生水起之时，他周围的一些同仁好友鼓动他出资办报。此时正跃跃欲试拓展人生的张恨水对此言听计从，豪爽地掏出4000元积蓄，在当时的中正路（位于现今中山南路）租下两幢小洋楼，嗣后又扩展为三幢，并先后购置了四部平版印刷机，铸了几副铅字，《南京人报》 就此在古都金陵横空出世。张恨水出任《南京人报》首任社长，同时兼任副刊《南华经》主任，有时还亲自动手写社评，在古都金陵报界，还曾一度流传过某天报纸版面因故缺稿，张恨水为救急，出口成章写二十行“打油诗”，用以报纸“补白”的佳话美谈。其间，他聘著名报人张友鸾任总编辑。仗着两位大腕级的办报巨头张恨水、张友鸾，同仁也很齐心勤力，《南京人报》愈发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发行业绩极报界一时之盛。出版首日，日销量便摸高至15000份。这在当时人口不足100万，有数十种报纸的南京，已是非常罕见的了，创下了当时报纸日销量的空前纪录，成为张恨水办报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或许是文人经营报业的缘故，虽然报纸一时间发行业绩相当亮眼，经济上却并未带来什么盈利。当《南京人报》创办一年之际，又适逢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8月15日，日寇飞机空袭南京，战乱在即，社会动荡，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无心读报，《南京人报》遂陷入困境。报社的同仁同甘共苦，自发暂停薪酬，只拿微薄的生活维持费，以苦撑危局，共赴时艰。此时，张恨水终因连日操劳，积劳成疾，没多久便缠绵病榻。11月初，张恨水抱病离开南京，去芜湖疗养，《南京人报》交其四弟打理。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南京沦陷的前夕，《南京人报》被迫停止运营。

传统的中国旧式文人

无论张恨水作为言情小说大家，还是办报奇才，终其一生，在他的骨子里其实都是一介书生，一位传统的中国旧式文人。他曾幻想过“在南京的乡下盖几间简陋的房子，写书课子，种菜莳花，过田园生活”。然而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碎了他的梦幻。从他描写有关南京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张恨水对南京这片土地的热爱、缱绻、心心念念和不了情缘。

南京这样的世界文学之都，曾经到访和居住过太多的文人墨客，张恨水先生虽说称得上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但正如一些文史专家所言，他所创作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看，毕竟因为“缺少时代的深刻性”，“没有走出传统章回小说的窠臼”，因而往往被后人忽略甚至淡忘。倘若换个角度客观地加以分析，即可发现他当时其实是选择了适合他的题材和书写方式，展现和表达他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对其中种种人物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他创作的许多小说曾先后多次被改编成评书、话剧和影视剧，至今都拥有许多粉丝和观众。老舍曾称其为“中国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刘半农更是称其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盛赞之下，其风骨愈发峥嵘。他此生与南京的这段情缘亦将被人们所久久缅怀与铭记。李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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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文化周末版：痴情最是梅花落

作者：徐刚（作家、诗人，曾获鲁迅文学奖等）

“梅花落”，汉时横吹曲名，本为笛曲，初为军乐，或因寒梅无惧艰困，有傲霜骨，兵勇之榜样也。后来“梅花落”成为乐府诗，咏梅者喜用。梅香洋溢于中国诗史、画史，君见梅枝摇曳乎？

清代李方膺《墨梅图》册页安徽省博物馆藏

花在梅子与盐梅间

至迟到西周，就有了关于梅的诗。《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诗经》中第一首梅花诗的出现，却是有少女以梅子自况，期待求爱者趁梅子已熟，及时而来，梅子新鲜美味，可得而品之矣！且求爱之心急切：树上梅子只有七成了，只有三成了，对我示好的小伙子，还不抓紧表白？你难道不知道时光倏忽吗？待到成熟的落梅满筐，你要赶紧说出来，我就是你爱的人。西周时社会的开放程度，女子对爱情追求的大胆智慧着实惊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劳动生产的场合，梅树下展开的。《诗经·秦风·终南》有句：“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条，山楸或柚树之谓也。这首诗里的梅还与杞树、海棠相伴：“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王引之《经义述闻》称：“纪读为杞，堂读为棠……假借字耳。”诗以终南山上条、梅、杞、棠的色彩相杂相融，如绣如画于君子礼服上，而“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诗经》中的梅花诗，已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是西周时的无名诗人抽象思维的结果，有精神之华美。仅此一点，就令人惊讶到心生波澜了：我们的先人、那些男男女女的劳动者，是如此优雅，富有诗性，境界独具，使我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富有诗性的民族。梅树所结梅子在古籍记载中用途的变化，是历史在物质与精神文化方面演进之一端。《尚书·说命下》有句“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是殷高宗武丁的话，在周代之前，梅并非观赏物，关心梅树者，非花也，乃果也。用梅子做调味品，有咸酸味，佳肴也。其时盐早有生产，仍以盐梅为佐料乃青梅之味，不可替代，好美食的吃货古已有之。西周时用不用盐梅，《诗经》无记。春秋末年，盐梅又冒将出来，《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时在东周。殷商用盐梅；梅树之在西周，成为色彩，梅子为爱情之果；时至东周，复以盐梅烹鱼肉。这个历史过程的意味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互为化育，是反复交替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全过程。精神与物质，两两皆美。爱默生说“精神乃物质之象征”，其言大善，西哲之高论也；我读梅树、梅子、盐梅而有感：“物质乃精神之摇篮。”其言有自，东方文化之智慧也。

叙述至此，似乎说明古人对梅树的认识，并不是直线而行的，殷商以梅子制作盐梅以调味，偏重于物质；西周时同为梅子却已成爱情的象征，偏重于精神；与此相类，在《终南》一诗中“有条有梅”，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言念君子也。其“锦衣狐裘”纹、绣是否有梅花的影子，却未曾言明。《小雅·四月》有花影朦胧了：“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总而言之，时至春秋之末，梅树还不是完全的观赏植物，是果树，梅子曾作为常用调味品，咸酸尽得。青梅还可以泡茶，还可以煮酒。村野小童则在梅树下戏闹，摘梅子，皱着眉头生吃，大呼酸得过瘾……我们无法深入的细节是，不论制作盐梅，还是以梅子呼唤爱情时，人们有没有欣赏过梅花？答案似乎应是：梅香芳踪时人亦爱之，但那是重物质求生存，且是罕有调味品的岁月，花在梅实与盐梅间，文人墨客对梅花的赏识，未至而将至矣！梅花风情，梅花境界，雪枝傲霜，疏影横斜，冷艳芬芳，独自开放，独自凋谢，旷野冷香，将要弥漫在中华大地了。

近代吴昌硕《东风吹作梅花蕊》（局部）中国美术馆藏

一枝梅，一枝春

战国初，《说苑》第十二卷记：“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可见古越国对梅花情有独钟，使臣诸发以一枝梅作为礼物赠梁王。可惜梁王之臣韩子不以为然，好在梁王闻之，见诸发逐韩子，使这一古代中国外交史上极风雅的梅花外交得以流传史册。这一已经鲜有人知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地处江南河海的古代越国，梅树众多且以梅花为贵，吴越之地非蛮荒之地，一枝梅可证也。

时至汉代，梅树已绰约于深宫内苑，《西京杂记》称：“上林苑有朱梅、同心梅、紫叶梅、燕支梅、丽枝梅、紫花梅、猴梅。”品种之多，梅名之雅，可谓极一时之盛。更有意思的是，汉时梅花已进入咏唱之列，汉代横吹曲《梅花落》，乃笛中曲，且是军乐，借梅花品格以鼓舞士卒乎？可惜没有成为文人风气，汉代没有留下多少梅花题咏。但《梅花落》可证，北地有梅且花式众多。南北朝这个分裂的朝代，却出现了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人们爱竹同时亦喜梅。梅花开时，南北朝的妇人或簪上插梅，或发间置梅，或手执梅枝，梅花各色，梅香行走，梅妆是也。诗人在面对梅花时忽然生出灵感：此春消息也。是有陆凯在江南托驿使，快马加鞭，送一枝梅给长安好友范晔，并得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来，“一枝春”成为古往今来梅花与友情的象征，陆凯的诗亦千古流传。“聊赠一枝春”，其意味可思可想可品可鉴，至今无穷无尽。

鲍照是又一个梅花知己，与陆凯不同，他的《梅花落》，开赞美梅树“霜质”风气之先：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梁人何逊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又名《咏早梅》：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

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

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

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

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何逊和江淹齐名，是梁朝的代表性诗人、作家。兔园，梁孝王所筑之园，又名梁园。咏梅诗到何逊时的一个里程碑式转变是：情景交融，境界别具。以“衔霜”“映雪”写梅花之冰清玉洁；又以“枝横”“花绕”，写梅花之风骨姿态；后转而及人，从长门幽怨到诗人触景生情；再以梅花自况，发落英之慨而作结。一扫齐梁宫体诗的雕饰浮华，杜甫有句：“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诗略晚于陆凯、鲍照，但倘从着意刻画梅枝梅花之美、与赏花人之心境重叠交叉而论，其境界却高出一筹，故“向被视为文人咏梅之祖”。

庾信，北周诗人、文学家，他既集六朝之大成，又影响了唐朝诗事。杜甫有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传诵千古的为《梅花》：

当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

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

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

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

从少小咏诵至今，庾信的这一首五言诗，总是不能忘怀，它有乐府余韵，它似乎也是唐代咏梅诗中，得风气之先者。故历来论诗家溯唐诗之源，南北朝为不可无视者也。

毛泽东自书词《卜算子·咏梅》

唐时咏梅人

唐代梅树更加普遍，江南自不用说，各色梅花之重镇也，梅山、梅坞、梅岭、梅村遍布。即便在北方，梅花也不少，长安内宫多梅，长安郊外曲江梅亦名重一时。中国有唐诗之盛，咏梅诗其一也，比南北朝时更加丰富多彩。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写《梅花落》：

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

雪处疑花满，花边似雪回。

因风入舞袖，杂粉向妆台。

匈奴几万里，春至不知来。

此为春日闺情诗也，梅花初发，暗香浮动，征人远在天山，妻盼夫归，却似梅岭、天山相对相隔。唐时边塞诗是唐诗的一道风景线，而梅岭花、天山雪，有相隔之远，也有缠绵之长，离愁别绪，孤苦惆怅，春归人不归也，卢照邻以天山、征人、征妇为背景写梅花，独出一枝。孟浩然有《早梅》诗：

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

少妇曾攀枝，将归插镜台。

犹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孟浩然与王维齐名，世称“王孟”，均长于写景而恬淡清幽秀丽故也。诗中“犯寒开”，意指早梅冲破严寒而飘香吐艳。孟浩然一生大部分岁月均在故乡鹿门山隐居，或在长江南北漫游，得山水风景而成诗。其诗性、诗意融成浅近语。诗意浓郁而如说家常，此诗家之极高境地也。

杜甫在成都草堂作《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

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杜甫诗题中的早梅，是梅树之一种，据范成大《梅谱》称，早梅冬至前已绽放，或重阳后即有花，梅之早者也。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裴迪东亭送客恰逢早梅花开，乃诗赠杜甫，杜甫和之。对雪遥相忆，伤时而感怀，沉郁且宛转。王阮亭论之曰：“本非专咏，却句句是梅，句句是和咏梅，又全不着迹，斯为大家。”并称杜甫此诗为“古今咏梅第一”。

唐人诗中刘元载夫人、观梅女仙的诗也应一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阑干。”

南唐后主李煜在中国诗史上是一种相对独立而永恒的存在。作为君王，他是失败者，是亡国之君；作为诗人，李煜的光辉与天才，却不曾因国破家亡、岁月流逝而稍有褪色。他极少用典，文字从不刻意雕琢，在素朴天然中直抒情怀，直指人心。他的《清平乐》写落梅离恨：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宋人为梅狂

中国诗史的一个吊诡处是，唐诗独占鳌头，然咏梅诗却以宋为盛。除了文人爱悔惜美的风气达致鼎盛外，也与梅花的稀少，气候变化有关。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认为，到宋朝时，中国气候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北方趋冷，不少动植物也随之南下或消亡，于是大面积的梅花消失。梅花的生存区域被压缩至江南一带，咏梅赏梅者纷至沓来，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也。最能说明北地无梅的是梅尧臣诗《京师逢卖梅花五首》之一：“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王安石《红梅》有句：“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梅花生长区域缩小，社会心理中，物以稀为贵的原理再次显现，再加上从北宋而南宋，从汴京而临安，悲凉之气与文人气质亟需一个对应之物可以相洽可以抒发，梅花当仁不让。

把宋时梅花诗的写作、吟咏推上高峰的有三人。其一为林逋，他的盛名不衰显与“梅妻鹤子”相关，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一生孤高，不涉名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隐居西湖孤山。林逋一生，寄情于清高出尘，远离人间喧嚣之梅，梅花幸矣，西湖幸矣，孤山不孤矣！其二为苏轼。东坡爱竹爱梅，他的咏梅诗与林逋诗各具特色，气象不同。苏东坡在官场累遭挫折，写梅花则重于梅花品格，梅之耐寒、多情与风骨。视梅花为知己，以磨难为乐事的旷达胸怀，在梅花诗的写作中又开辟了新境界。其三为陆游，诗人生活在南渡之初，一生心怀恢复国土之愿，老而弥坚。借物咏怀，非梅不可。陆游一生写梅花诗一百多首。赋梅花以高风亮节，拟梅花为人格象征。至此，对梅花的激赏达到空前程度，咏梅诗的境界更上层楼。梅树梅花梅风，多少人梅花香中为梅狂！且读林逋《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林逋赏梅咏梅，成了当时文人、当时社会中清高的标志，影响了一代士人的心理，成为宋代梅花诗相继涌现的开路人。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苏东坡这首《红梅》诗向来被视作写红梅的绝唱，东坡以拟人笔法，以瑰丽的想象，回答了红梅何以迟开的原因，起首“怕愁贪睡”一个愁字好生了得！且贪睡，独开迟，迟来也红艳啊！纵然花开有早晚，花色有差别，梅花终究是梅花。“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抑扬也；红梅艳丽多姿而梅之品格不改，“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顿挫也。红梅寒心，酒晕玉肌，其文字，其想象，其笔法，其境界，一时无两。而“诗老不知梅格在”，“格”字一出，惊天动地，写梅格亦写人格。东坡此诗一经流传，众多诗家谓：“观止矣！”

东坡写梅也离不开酒，酒晕而红，非凡之想。在《梅花二首》中，有酒香飘然而至：

一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二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得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乃流放也。即便在这种境遇下，东坡却以梅花自况，把心中的情绪融进了幽谷、草棘、飞雪的诗意中。“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句，更是境界奇崛，突兀古今：没有谁来为梅花祝酒，不需人夸，不需人怜，独自开放，独自落花，独自寂寞，独自惆怅，独自斟酒，独自狂啸，此非一乐乎？两首小诗轻柔优美而又不失厚重感，荒岭荆棘，寒梅傲然，东风裂石，花随雪飘，飞渡关山；花前惜别，相对无言，清溪三百，相送黄州。苏东坡的境界情怀，今人能不惭愧？

《冷斋夜话》记，某年冬日，王安石访友不遇。这位朋友是一个杜门隐居的高士，人未见到，却有梅香浮动。隐喻高士品格，托物言志，有自己的情怀。回舍后便写成一诗，因其朴实无华而流布千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咏梅诗到陆游时，梅花梅骨与诗人傲骨及爱国情怀相凝结，咏梅诗又上层楼矣！且读《落梅二首》：

一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洁。

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二

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

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

这两首诗写于1192年，陆游时年68岁。诗人热烈赞颂了梅花气节。“耻向东君”之东君，本指东方司春神，诗中所喻为不思收复失地、奸臣当道之南宋朝廷。陆游其时因为主战而被朝廷闲置，诗人不屈不挠以乞怜为耻。闲置便闲置，便出游，便寻梅，便咏梅，便推敲字句，便把自己的心思情怀也推敲进去。第二首立意则承前首，为梅花不畏严寒迎春颂。“醉折残梅”之要，残败枝也，残败枝犹美善也；“不妨桃李”之妙，自逢时也，自逢时宵小辈也。

陆游最享盛名、流传最久的是《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诗人以传统的咏物寓志笔法，刻画梅花孤高、芬芳、不争、“一任群芳妒”，即便零落成泥而香如故的品格。为断桥寂寞梅花咏叹，亦为自己不得志的命运咏叹。

清人画梅：赏心只有两三枝

清代咏梅诗已没有宋时繁华，但画坛承明代辉煌而发展，颇有百花齐放的气象。其中有画者以水墨画梅，很少设色，着重写意，并有题画诗。诗书画结合于一纸，梅香溢之，书意流之，诗情荡之。其代表人物，即“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号晴江，为终生落魄而成就卓著者。他曾做过县令，因不善逢迎而罢官。后画梅、兰、竹、菊、松石、游鱼，尤以梅花为长，往来于南京、扬州，卖画为生。平生知己一为梅花，一为袁枚，亦与郑板桥、李鱓友善。在画梅作品中，李晴江常钤三方印：平生知己，梅花手段，冷香。其画室名“梅花楼”。

李晴江笔下的水墨梅花，是从生活中获得源泉，或曰灵感。看似信笔挥就的题画诗，可为注脚，乾隆十三年冬作《墨梅图》，题云：

雪晴三日未全消，独自寻梅过板桥。

造化亦能功笔墨，绝崖斑白点疏条。

乾隆十四年写《墨梅图》册页，题云：

铁干盘根碧玉枝，天机浩荡是吾师。

李晴江初为滁州县令时，“入城未见客，问：‘欧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铺氍毹，再拜花下”（袁枚：《李晴江墓志铭》）。米芾拜石，晴江拜梅，一时传为佳话。郑板桥于乾隆二十三年题李晴江《梅花图》卷，有精辟之论，信息量极丰。郑板桥认为，兰竹虽人皆可画，却“不得好”，似易而难也。而画梅者少，“举世所不为”，为什么？画梅难工也。有“俗工俗僧”涂鸦，不能看。李晴江画梅“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此晴江画梅之一大背景，而他对千树万树的梅花，怎么落笔呢？郑板桥说他目视夜思，衣食两忘，而得梅花真谛。更奇妙的是，一身傲骨的梅花在晴江笔下“俯首就范，入其刻画剪裁而不能出”。晴江爱梅，梅亦爱晴江，晴江为梅树扶摇一枝，梅树在晴江心头怒放。但李晴江并不是不知道画梅之难，他自题画梅诗云：

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

这首诗常为赏梅者所用，其实是画梅经典，其“赏心只有两三枝”语，影响了古今画坛，智者得舍取之妙，终身受用。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云：“赏心只有两三枝，辄写两三枝可也。盖自然形象，为实有之形象，非画中之形象，故必须舍其所可舍，取其所可取。”

有清一代，画梅的名家还有弘仁、石涛、恽寿平、高凤翰、王翚、禹之鼎、沈铨、姜泓、杨晋、汪士慎、金农、李鱓、罗聘、萧晨、陈枚、虚谷、赵之谦等，他们在中国画史上与梅花共吐艳，而各有特色，各自摇曳。笔者所以罗列诸多大家之名，意在指出清代画事之盛，写梅其一也。咏梅诗中也有赏心之作。如清初诗人吴嘉纪《九月红梅》：

步入山翁径，老梅当户幽。

微芳随菊放，残叶为花留。

不作一林雪，偏争几日秋。

人间霜露遍，春在此斋头。

咏九月红梅的诗极为罕见，而且造句不易。

袁枚的《看梅》《折梅》，似有宋时流风：

一般玉露总无私，山北山南分早迟。

恰使人心怜旧雨，最开多是隔年枝。

（《看梅四首》其一）

为惜繁枝手自分，剪刀摇动万重云。

折来细想无人赠，还供书窗我伴君。

（《折梅二首》其一）

《梅花落》一路写来，时光已到清朝溃亡，民国年间了。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在文坛、画坛上大匠辈出的时代。画家中有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画梅写梅，无论寒梅红梅，开拓出一番气象。

梅香洋溢于中国诗史、画史，而我只能略写少许。遗珠之憾，时在心头缠结。

毛泽东的咏梅词

新中国流传最广、最久、最伟大的一首咏梅诗，是毛泽东读陆游词，反其意所作的《卜算子·咏梅》。2020年6月29日，《北京日报》刊卢洁、王颖文章，有关于毛主席写作此诗过程的不少细节，读来生动而亲切：1961年11月6日晨6点多，秘书田家英收到毛泽东的一张便条：“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田家英很快将林逋诗文集找到，并及时呈送主席。不料8点多，又收到毛主席的一张便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田家英急忙查找时，毛主席的第三张便条又到了：“又记起来，是否是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后查明这是明代诗人高启《梅花九首》之第一首，全诗为：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田家英找到高启诗后，毛泽东当天就用草书写下全诗，又书：“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一天之内，毛主席写三张便条找一首咏梅诗，“这种情况倒是非常少见”。那一段时间，毛主席对梅花、咏梅诗词格外有兴趣，“找来一首又一首，反复吟诵，似心有所感”。寒冬腊月，梅花不惧严寒，冰雪悬崖，山花烂漫的景象，是何等美妙、动人、壮观。不日，毛主席《卜算子·咏梅》问世：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把这首词作为文件，批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看。并附陆游原作，加注：“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面对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国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围堵封锁，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以飞雪红梅的坚贞、美丽、操守、傲骨与微笑，从容应对，并鼓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勇往直前。接下来便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的《咏梅》词一纸风行，老少吟唱，梅花精神接续千古而又日新于中华大地。一种精神，一种冉冉上升的精神，如冰雪红梅笑意盈然开放在中国大地。眼看着，喧嚣猖狂的反华大合唱，在一个诗性民族的低吟浅唱前，只能落荒而去——“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在徽州，寻访工艺千年

来源：光明日报

安徽歙县“项氏徽墨”的工人为晾干的墨进行描金。新华社发

编者按

五月是传统的劳作时节。立夏已过，农人锄田，操劳桑麻。气温适宜，坊间场里，百工俱兴。

于是编者约来一组稿件，或寻访千余年来的传统手艺，或沉潜于匠人们的身世命运，或梳理书法、家具与金作之美，希望以此来略探多种艺术背后，蕴藏的精神与美学观念。

《指尖上的梦——徽州工匠记》近日由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出版了。这是一本记述徽州工匠的书，简要介绍了徽墨，歙砚，徽派木雕、石雕、砖雕、竹雕和版画7种徽州工艺的历史，讲述了部分非遗传承人的成长故事，并试图通过他们指尖上的工艺，梳理流淌在器物里的、我们民族由古至今传承的工匠精神。

为什么是徽州

在现代化迅速席卷中国乡村的当下，古老的徽州也在革新。

但当一个人踏上徽州的故土时，还是能感受到这里的与众不同：白墙黛瓦的徽派老房散落在四乡八里，牌坊、祠堂耸立在村头阡陌，绿树掩映下古桥、古亭出没，古建上雕刻装饰精美绝伦……它们会让人感受到，古徽州仍在，千年风姿在余韵中流传。

而徽州的一鳞一焰，皆是来自手艺人的杰作。一代代工匠用自己的双手，雕琢了这一方土地独有的魅力。《指尖上的梦》一书，正是选择徽州作为管窥工匠精神的切入点，因为这里历来巧工辈出，是工匠成长的沃土。

现在看似已浑然天成的徽州，并非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循。

徽州手工艺的滥觞，离不开独特的自然资源。唐末战火频仍，河北易水人奚超为躲避战乱逃至徽州，在黄山山脉中发现了大量优质的松树，此为制作上等好墨的最佳原料，于是他决定停下来不走了。彼时，北方松树由于制墨等原因已几近枯竭，此地便逐步诞生了“新安香墨”，即后来的徽墨。再如歙砚，之所以能够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四大名砚之一，除了砚工的雕工，得天独厚的婺源龙尾石也居功至伟。同样被冠以“徽州四绝”的砖、木、石、竹雕，无不依凭当地的优质材料。黄山，实为徽州技艺诞生的天然依凭。

徽州工艺的成因，与农耕时代艰苦的生存环境有关。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后又因战乱迁入大量移民，人多地少的状况加剧。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或者从事手艺百工，“小民多执技艺”成了当时徽州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也造就了世代相传的工艺。

徽州工艺可称翘楚，还离不开富庶的徽商和“消费经济”。黄宾虹曾在《新安四巧工》中说，“富商显宦，邻里相望，以故百艺工巧”。大批徽州显贵和富商回乡，有财力在家乡修祠堂、建宅邸。为了显示其地位，他们对房屋的建造尤其是“长脸面”的雕刻、修饰尤为重视，不惜“堆金砌玉”。因而徽派雕琢工艺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长盛不衰。

竹刻笔筒《农家乐》 本文作者提供

手与心相印

徽州工艺流传于世，源于每一件工艺作品都带着匠人们的温度，他们用指尖触摸心中的梦。触摸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准则，一种艺德。久而久之，他们的手便与心相印，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和行为规范，也即工匠之精神。

细而化之，笔者认为，工匠精神首先是一种不断自我提升的品格。

徽州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乡村教育之兴盛，享誉全国。很多徽州工匠“学技必先学文”，读书明理加之与名士交往，为他们的工艺蕴染了厚重的文化底蕴。郑振铎在《明代徽州的版画》一文中曾写道，“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作是艺术品，是可珍重的，和诗文词曲小说以及图画是一样可珍重的。故他们决不出之以轻心，他们是极慎重的在雕刻着，他们决不苟简潦草。”

国家级非遗徽派砖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方新中，出生于教育世家，其祖父方与严是陶行知教育理念的执行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供职于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和民族教育司。其伯父、父亲均从事教育工作。方新中从小受环境熏陶，获得了较好的家庭教育，遗憾因特殊历史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他在祖父鼓励下走上雕刻之路后，还定期学习祖父寄来的文化与专业书籍。基于这样的背景，方新中培养了自身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提升的品格。《指尖上的梦》里，方新中这样讲述他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传承。一定要做些好的东西才能对得住这个社会，更重要的是艺人的艺德。”他说，如果艺人无艺德，不仅误人子弟也会误了国人。他批判有些人为挣钱去拼接砖块以制造多层雕刻的效果，他认为那是在造假。他甚至有一个“执念”：现在的雕刻，会成为将来的文物。

工匠精神，还是一种追求卓越的精品意识。

工艺随人类活动而产生，本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必需品。然而徽州工艺，百年前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文化产业，相当一部分要用以满足市场需求。如徽墨，全国拥有优质古松的并非徽州一地，在文人墨客对墨有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工匠们仍坚信，只有质量过硬，制成一流墨品，才能在市场上拥有长久的口碑和竞争力。古徽墨的制作技艺可谓登峰造极，李廷珪一门所制“新安香墨”誉满天下，制墨家程君房更是自信地说：“我墨百年，可化黄金”。

在《指尖上的梦》一书里，笔者实地探访了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工匠们如今还沿袭着李氏古法制墨，十余道工序道道倾心、墨胚捶打定量定次、晾墨时间不折不扣。“制墨工序上打折扣，还不如用墨汁。”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厂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美洪对笔者说，做这行不缺技术人才，缺的是静下心来做事的人。心不静，程序出错，对于追求精品的匠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制墨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十几道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或者工序上少了一个人，那就是偷工减料。

精品意识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市场竞争，但无竞争就无精品意识，则是对工匠精神的错误理解。在徽州一流工匠的眼里，精益求精早已化为一种内在动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徽派木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金生，在80岁高龄时耗时近3年雕刻完成巨幅木雕《清明上河图》，作品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其中仅一座桥上站立的就有上百人。这幅作品如今藏于他自己的“徽艺堂”。知名学者冯其庸曾为此作诗一首：“千秋名作上河图，鬼斧神工刻宝株。想见东京繁盛日，王刀张笔共驱驰”，足见评价之高。《指尖上的梦》中，记下了王金生创作这幅作品的意图：做了一辈子木雕，想给自己留一幅作品，也给徽州木雕留下一幅精品。

方新中在帮学生修改砖雕作品 本文作者提供

开一扇窗等后来人

徽州历代名工都注重手艺的传承，李廷珪的制墨工艺从南唐到北宋整整经历了五代人仍享有盛誉。如今徽州工艺的传承，不再局限于家族传承，而是具有了更广的社会维度。

尽管所在的工厂来了个“95后”，但歙砚非遗项目国家级传承人曹阶铭还是坦言，年轻人太少，有的学了一段时间，认为太苦、太累，就跑掉了，这样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已经有十几个了。年轻人少，砚雕技艺就有失传的危险。

对于徽墨而言，年轻人同样是稀缺资源。周美洪说，做这门手艺35岁才成熟，55岁因为体力、眼力等原因就该退场了，黄金时间就20年，很多年轻人对这种枯燥、单调的生活望而生畏，不愿来。周美洪认为，对于徽墨这种劳动密集型工艺而言，工匠是一批一批的，少一个都不行。

诚如斯言，工匠手艺如何接续，工匠精神如何传递，关键在于人。令笔者略感欣慰的是，不少徽州现存工艺，已经向年轻人打开传习之门。

徽派版画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潘荣明，是黄山市歙县深度中心学校的老师，在他办公室的角落里，常年放着大量装裱好的学生版画作品，作品会适时在校园展出。学校少年宫其中一间教室门上，挂着“非遗传习基地”的牌子，版画传承教育已成为该校的一个特色，版画班每周一和周三教授两节课。在这里，非遗传承从娃娃抓起不再是一句口号。

徽派竹雕非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收了20多个徒弟。如今，由他筹办的徽派雕刻博物馆和徽州竹雕传习所已经建成开放。其中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收藏展出万余件风格各异的徽州传统雕刻精品及其他流派的精品，参观者可以藉此领略雕刻工艺品、雕刻技法的发展史。传习所设有雕刻工坊、家具工坊、高校体验实习坊。洪建华想与高校联姻，将非遗课堂搬进雕刻工坊，在实践中传承。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培养更多高标准的工艺传承、复兴人才。

时至今日，很多徽州工艺品类因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改变已经消亡。即使生存下来的很多老手艺，也或多或少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创新已成题中应有之义。徽派石雕秉持手工雕刻，但眼下很多地方石雕已产业化、流水线生产，徽派石雕是坐困愁城还是另谋出路？如何不被市场淘汰，更好通过获取效益反哺这门老手艺？徽派石雕非遗项目传承人程长进在思考也在改变，他在保留核心手工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将制图、打胚等外围工作交给科技手段，以节省人力成本，“要保护传统，必须创新”。

在书写《指尖上的梦》这本书时，除了记述与梳理工匠精神之外，笔者还希望，能打开一扇窗，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手艺的历史与传承现状。如果这本书有幸被更多年轻人读到，则是笔者为传统手艺的传承，略尽了些绵力。

（作者：洪锋，系《指尖上的梦——徽州工匠记》一书作者，大皖新闻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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