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John Lossing Buck实地对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686个农场38258户的调查，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不到3/4的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1/4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7/8，产稻谷的地区，自有之土地为3/5。半数以上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1/3为半自耕农，其他17%为佃农。在小麦地区3/4的农民为全自耕农，在稻谷地区全自耕农不及2/5。佃农在稻谷地区占全部农民之1/4，半自耕农则超过1/3。小麦高粱产区，80%为全自耕农，稻谷茶叶产区53%的农民为半自耕农，四川稻谷区域，则有43%为佃农。局部地区所有农民都是全自耕农，有些地区全为半自耕农，有些地区全为佃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边区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60%，农民只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记载1930年河北正定县的情况：92%以上的家庭多少有些耕地，96%以上的家庭多少耕种着若干土地。平均每家有地四块，面积21.9亩。耕作的农家平均每家种地21.2亩。全县土地以人口计，每人3.6亩。最大的地产领有者，一家有660英亩（以1英亩作5华亩计，此数接近4000华亩）。但是全县只有132家（0.2%）的家庭拥有50英亩（约300华亩）以上，也只有9%的家庭拥有50华亩以上。

Doak Barnett，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New York，1963）记载重庆附近乡村1940年情形：全保854人，有1535石的稻谷耕作地，内中1137石，亦即是大约75%，是全细农所耕种，只有398石是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耕种。

C.K.Yang，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MIT Press，1959）记载广州附近一个村庄在1950年初的情形：根据本地的标准，拥有30亩以上的可算为地主阶级，拥有20-30亩或耕作于30亩自有的或佃赁的地土可算富农。这里有甲乙丙丁戊五家，他们凭本地标准看，可算大地主，可是照西方的标准看来，则是小得可怜。他们在1948-1949年共有田地310亩，最大的地主有田120亩（20英亩），这310亩是村庄内耕地的25.8%，可是这五家只是全村人户的2.18%。

William Hinton，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1966）记载山西潞城县一个村庄1940年后期的情形：在土地革命之前夕，地主及富农占村内人口约7%，直接领有耕地164英亩（近于1000华亩），通过宗教及宗祠的组织，他们又掌握着114英亩（不及700华亩）。所以他们一共执掌着278英亩（共约1700华亩）的土地，占村庄内的31%。村庄最大的地主，有23英亩（不及120华亩）膏腴的田土。

▲以上内容摘自黄仁宇著作。黄仁宇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自明朝以来的几百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被西方赶超，根本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这个草民出身的人不懂经济，长期将朝廷官府税收直接面向无数的小自耕农，无法增加税收，朝廷因财政崩盘而覆亡。中国长期不能实行数目字管理（市场经济量化评价手段），原因就在于历朝土地制度的制约，欧美日发达国家不存此类情况，多数是土地成片高效利用开发，积累的农业资本能够投入到工商业。

黄仁宇认为，在人类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靠众多的小自耕农支撑能够进入现代化，土地成片大规模“流转”（他没有提到此词，但有此意）或承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积累更多资本、节省更多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工商业，应是破解农业国家难以走向现代化国家困局的唯一出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应具备资金流通、服务共享、职业经理、信用制度等相关条件作为基础，还需要将高层、中层、低层组织紧密联系起来，三个层面互相支撑互补，才能形成一个高效率的运转体系。国民党就是因为只有高层而没有中下层作支撑保障而失败，而“农村包围城市”的作法则取得了成功。

根据现代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在宋朝以前，全世界都是落后的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中国农业生产水平高于世界各国而得以称雄于世。但从明朝开始，欧洲各国开始推行重商主义，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将仍处于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中国远远甩在后面。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长期把各种资源（管理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等）投放在低效的农业领域，长期把赋税徭役负担分摊于农民，长期打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

很多人看到封建社会的官员数量少，朱元璋时代对地方官员管理更为严格，但是官府为民众基本不提供服务。封建社会基本没有教育、医疗、养老支出，读书全自费读私塾，看病全自费找乡下郎中，养老主要靠子女。城镇居民屎尿直接倒入河流，饮水自行到河边或井中运输。封建社会官府劳务，如轿夫、门卫（保安）、更夫、修路、筑城等，基本上都是指派农民轮流无偿提供（少数提供伙食）。

出身底层的朱元璋，本质上属于愚昧之君，并用极为残暴的手段进行管制，清代愚昧的蛮族统治者沿用明朝的落后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明初开始沿海地区片板不许入海，不许民众出洋经商，不许参与海外贸易，清代仍然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明清均对商人进行歧视限制，实行严格的等级和特权制度，不准商人穿丝绸，不准商人越制坐“豪车”、建豪宅等。

综合起来，中国数百年以来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决策模式错误（封建决策者固守最落后的农业领域，严重限制工商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错误（一直实行非市场经济手段。现代经济发展证明市场经济应三次产业并重，而且应特别突出科技、工业、商业）、武备发展模式错误（明朝的卫所制度、清代的八旗制度、经费投入制度、后勤保障制度、武器保障制度全部糟糕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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