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跃进“沉思录”

信贷跃进“沉思录” 更新时间：2010-2-7 0:25:52 　　信贷跃进“沉思录”

本报记者 陈昆才 史进峰

上海、北京报道

银行业信贷规模“冲时点”的游戏终于收手。

为达到均衡投放的节奏要求，2010年的1月份信贷呈现惊人的先增后压态势，从前20天的1.6万亿增量，生生压缩至月末的1.1万亿左右。

监管部门未雨绸缪，在经济过热前提前调控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波动风险。自2009年年初信贷二度潮起潮落，既是监管制度革新后的一次真正考验，更是商业银行重建公司治理机制后的第一次真正检验。但个中问题纠葛，量化调控政策从退出到重现，商业银行贷款从理性到狂热，都说明真正市场化的银行经营机制尚若隐若现，而市场化监管机制仍曲折而艰难，其中暴露的制度性问题仍值得深思。

1. 信贷“桀骜不驯”

“基于对当年利润指标的关注，早投放，早收益，已成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一个惯例。”

2010年1月18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召集相关会议，与会21家银行上报的当月前两周新增贷款规模累计达到1.1万亿元。考虑到未参会银行的投放情况，截至1月15日的信贷增量或将达到1.2万亿元。

“早投放、早收益”的放贷冲动，再度引发货币当局的密切关注。由于此时距离1月末尚有10多天的时间，若不采取控制措施，当月信贷增量势必超过2009年1月份的水平。而这显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

一则传言不胫而走，作为“冲动的惩罚”，数家商业银行被实施差别准备金率，即比同类机构多缴存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期限3个月。

2009年天量信贷的记录定格为9.59万亿元，其中47.8%的增量是在当年第一季度便告完成。

“基于对当年利润指标的关注，早投放，早收益，已成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一个惯例。”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如是说。月末和季末冲刺贷款规模“不良行为”，甚至屡教不改。

2009年3月份，当月信贷增量达到1.89万亿元，这一水平空前，媒体报道称，在3月最后两天，因为季末时点考核压力，工、农、中三家银行平均突击新增贷款900亿元，四大行当月增量总计近万亿元。

4月份的数据表明，3月份“季末冲高”的贷款存在“水分”。表现之一是，对公短期贷款3月份增加4728亿元，但4月份却出现786亿元的负增长，此类情形在2009年屡有出现。不仅仅是对公短贷，3月份短期消费性贷款新增421.4亿元，但4月份负增长29.2亿元。

彼时，票据融资的爆发式增长引发巨大的质疑。2009年一季度，票据融资猛增1.48万亿元，占当季新增贷款的32%；3月份的增量也达到3694亿元。

真相很快被揭示。5月18日，审计署在其发布的《关于中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审计情况》中称，由于一些基层银行审核把关不严，一些企业利用虚假合同和发票办理票据贴现，部分贴现资金被存入银行谋取利差，而未注入到实体经济运行中。

其间，监管部门发出风险提示，并启动针对票据融资等业务的检查，但季末冲高并未结束。

2009 6月份却高达1.53万亿元，一举超过前两个月增量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对公短期贷款再度出现季末增，隔月降的现象。当年6月份对公短贷增量高达4070亿元，而7月份却减少581亿元。

有趣的是，6月末的贷款主力出现更迭。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量达到5353.5亿元，一举超过四大国有银行。

“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便央行在第三季度重启央票发行和定向票据“杀手锏”，依然还有“勇夫”出没。9月份的信贷增量为三季度的单月最高峰，达到5166.7亿元。对公短贷在9月份增加1241.2亿元，10月份又出现108亿元的负增长。

而9月份城商行等第三、第四阵营贡献了近4000亿元的增量，资本约束“泰山压顶”的股份制银行当月基本呈现负增长。

与9月末相似，2009年岁末，信贷增量再度超预期。在12月份3798亿元的贷款增量中，城商行、农信社两大阵营贡献2106亿元。

很多问题还来不及思考，2010年1月初的信贷狂潮再度袭来。

2. 内部纠偏机制奏效？

面对信贷高速扩张下的风险隐患，商业银行内部是否关注，有无采取必要措施。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即便监管部门屡屡发出警示，仍有商业银行“不太听话”。

最为典型的是，2009年6月上旬，银监会发文要求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自身的发展战略、资本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专长，并结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合理确定和调整存贷款及利润等考核指标。

当时，监管部门还提出，要取消对存贷款时点指标的考核，重视存贷款增长的持续性和平稳性，当前首先要防止月末、季末“冲规模”现象；一定要淡化对规模、速度的考核，替之以对增长质量、风险抵御和控制能力的有效考核。

虽有监管部门的“劝诫”，6月份的信贷增量依然高达1.53万亿元。对此，一位金融专家表示，去年的情况较为特殊，“当时经济很差，过分强调‘控’，可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好”。

“从银行角度来看，应该还是想不想控的问题，商业银行系统内的办法很多，首先分行高管的帽子在总行手上，想怎么控就能怎么控。”一位地方金融官员直言。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面对信贷高速扩张下的风险隐患，商业银行内部是否关注，有无采取必要措施。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国家股东为主的国有银行，似乎并未受到太多来自大股东的业绩压力。此前，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谈及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时坦言，“的利润指标与去年持平即可，即零增长，但上市商业银行本身有压力，他们的报表要公开，没有一定的利润指标，股价就上不去。”

而此轮信贷狂潮中，各银行董事会如何扮演角色？

每年3月份左右，董事会都要审议经营层上报的新一年度经营规划 。一家中小银行高管称，经营层一般会比较谨慎，“因为年终经营层希望拿出一个超计划完成任务的成绩单”。

2月4日，一家大行人士提醒记者，作为董事会的代表，一家银行的董事长总是亲临除行长办公会之外的各种重要会议。

一位农行内部人士回忆说，去年一季度，针对部分分行利用承兑汇票开票、贴现冲存贷款规模，尤其是贸易背景不真实的票据业务，农行高层提出严厉批评。去年年中，建行高层在分行调研时直言，不要管市场份额，而是要管收益。

前述中小银行高管称，大型银行有很多驻行董事，经常开会了解情况；相对而言，其他银行的董事会对经营活动的介入程度不深，“一年最多5次会议，每次都有很多议题，来不及讨论信贷风险等问题”。

不过，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专门调查信贷风险问题，他们会给相对独立经营层的董事会提供专业的意见。

一家上市银行授信部负责人指出，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每年都会定期会晤，“大概一个季度一次”，主要听取经营层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汇报。

以工行为例，该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包括董事梁锦松、张福荣、牛锡明、康学军、宋志刚、仲建安、克利斯多佛・科尔、约翰・桑顿和钱颖一。独立非执行董事梁锦松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工行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在风险委员会的要求下，工行的压力测试工作要早于此轮金融危机。

“2005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风险委员会开会，梁锦松等委员就提交了风险委员会报告。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到2007年都是非常火爆的，但他们当时就提出，如果中国经济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工行能不能实现很好的发展，这样就逼着我们做压力测试。”前述工行内部人士称。

知情人士称，梁锦松主持的风险委员会会议，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专业和细致，所以，向他们作汇报的老总都感到紧张”。

虽然，一些监管人士非常认可工行的公司治理和风控能力。但对于整个银行业而言似乎监管部门的外部“纠偏”更为奏效。

“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最近几年逐步在加强，包括去年以来，风险意识确实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2月2日，前述金融专家表示，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往往只注意局部的风险，如单个项目和企业的风险，考虑的是项目和贷款对象情况，以及抵押担保是否有效等，而忽视了宏观和系统风险。相对而言，监管部门的重点是宏观风险监管。

他续称，美国次贷危机也是因为金融机构只注意单体风险，而忽视宏观风险造成的，这也是中国的监管当局反复提示各类风险的原因所在。

4. “有形之手”进与退

“有形之手”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常常导致更多其他问题，这也一直为“市场化”人士所指责。

有形之手往往最为奏效，特别是被逼出来的“狠手”。

“如果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去年6月份的季末冲高现象或许不会出现。”前述中小银行高管直言。

今年1月份的信贷调控效果非常明显，便是例证。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对部分银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惩罚”措施；第二，信贷数据按日上报，尤其是每月26日至次月1日的信贷增长情况；第三，信贷调控部门适时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

多位商业银行人士称，一旦贷款超速，就会招致调控手段，贷款马上就得压缩。

而监管部门采用“窗口指导”的方式，部分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

1月12日晚间，央行宣布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为增强支农资金实力，支持春耕备耕，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这一信号未能阻止1月前半月的信贷冲锋，截至1月15日的信贷增量约为1.2万亿元。

“上市银行有利润压力，对股东要有交代，所以，年初发放贷款，无可厚非。”1月下旬，一位股份制银行分行负责人直言。

他认为，年初的信贷投放，主要还是一些续建项目的提款，以及去年审批的按揭贷款挪到今年投放；但对于光大等部分银行的生猛表现，还是感到很意外。

但前述中小银行高管支持控制信贷节奏；“银行可以不管那么多的宏观因素，但现在经济太热了，去年的投资惯性延续下来，地方政府上了那么多项目，如果不控制，银行业的未来，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有形之手”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常常导致更多其他问题，这也一直为“市场化”人士所指责。

“因为银行的经营能力有高低之分，风控能力有强弱之别，所以，实施统一的发展速度和要求，有些不太公平。”一位银行家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好银行即便有好客户，也缺乏额度；反而是差的银行，可能会多出一块贷款规模用不掉。

一些商业银行人士反映，为解决信贷规模问题，部分商业银行找到农信社，而农信社也成为这部分银行信贷资产的新“蓄水池”。

“我们希望监管部门采取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存贷比等工具进行调控，如此一来，只要确定一个要求，就能控制住。”上述银行家如是说，但这也要求监管部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尺度要统一。

实际上，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最为核心的监管指标正是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集中度指标和贷款价值比率等。但据上述银行家理解，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必须把速度控下来，再来调结构，所以，动用了一些“窗口指导”的办法。

不过，“窗口指导”多变，最难形成稳定预期。

前述股份制银行分行负责人表示，业务越来越难做，因为政策形势变化太快。比如，去年初，有关部门还要求合理支持政府融资平台，但现在却又提出严格的条件；去年房地产市场复苏，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默许房价走高，现在要求严控，“银行真的是很难做”。

“中国太大，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否则银行容易同质化。”上述负责人语气急促地表示。

5. 银政关系变迁

新现象可能出现新问题，商业银行会重蹈覆辙吗？

2009年，商业银行将大量的贷款投向了地方融资平台，而“银政关系”正是上一轮金融改革核心问题，如今是否要重现危险的开始？

来自监管部门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9月底，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已达5万多亿元，其中90%的项目融资来自银行贷款；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已占政府收入的240%。

商业银行之所以高度一致地冲向于地方融资平台，夹杂着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双重考虑。一位股份制银行副行长表示，“这是因为目前中国GDP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型和出口拉动型两个发动机，无论合理与否这是一个现状，消费拉动毕竟起不来，所以投资一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在中国银行一位中层人士看来，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相比，2009年商业银行此轮发力地方融资平台，再次与地方政府“走到一起”，更多的出于商业利益考虑。

与十年前相比，地方融资平台也许有了很大的不同，政府不再经常性直接干预，而采取商业化运作，将其掌控的资源商业化；而在1998年那轮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更多的国企改革成本和经济刺激成本，最终导致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激增。

这正是银政关系变迁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在商业银行垂直管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对信贷决策过程的影响已是微乎其微。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说，“此轮地方投融资平台种类繁多：或将分散资源统一到一个政府平台，或成立名目繁多的公司分布于各个领域，归口于不同的主管机关。但是，这些公司本身采取董事会的管理体制，所以公司的运作，土地储备的开发，包括沿途的商业广告的开发，都是商业化的运作，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对的方向。”

与1998年后，要求国有银行对国企支持和扶持完全不同的是，此轮信贷投放，商业银行也是完全的自主运作。

“过去银行信贷审批有很多政府行为在里面，甚至指令性命令，但这次没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审批机制方面是独立的。”中行一位人士分析。

工行一位分行人士也直言，现在地方政府想干预也没用，因为总行对于每个行业都下发具体的授信政策，并细化到每个客户。同时，贷款审批采用垂直管理模式，辖内二级分行审批条线的员工编制均纳入一级分行管理。

“今年对于政府融资平台，首先是县级的不支持，其次，地市级的也是选择重点区域。”上述工行分行人士说。

不过，新现象可能出现新问题，商业银行会重蹈覆辙吗？

3. 信贷“纠偏”的监管身影

“坚决守住银行系统风险底线”，是监管部门2009年的工作格言。

2009年1至4季度，月均信贷增量分别为1.5万亿元、9200亿元、4300亿元和3100亿元。而信贷投放有序减速，首先得益于监管部门的纠偏行动。

“坚决守住银行系统风险底线”，是监管部门2009年的工作格言。

银监会首先加强了重点领域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以及贷款集中度、贷款违规挪用等的监管纠偏，开展了存款及票据业务风险排查、新增贷款质量现场检查等系列监管行动。其次，根据金融经济形势和银行战略发展要求，实施了动态拨备和动态资本监管，引导银行业逐步回归常态化经营和风险管理。

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成为银监会传递风险提示的重要平台。2009年4月15日，刘明康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应对危机冲击的长期性，高度关注银行放贷冲动下的风险隐患积聚，正确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防止不审慎行为。

同年7月17日，刘明康明确指出，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

2009年11月，一家大型城商行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银监会于当年7月份启动的“四率”管理，抑制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

所谓“四率”，一是严守资本充足率底线，年内保持资本充足率10%以上；二是严守贷款集中率底线，单户贷款集中度不超过10%；三是严守流动性比率底线，中长期贷款比率不高于60%；四是严守拨备覆盖率底线，年内拨备覆盖率到150%以上。

当年11月份，监管部门进一步提高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即保持在11%以上。

2009年10月27日，银监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144家城商行董事长悉数到场。

前述城商行高管指出，会议的背景正是9月份的贷款增量为5100亿元，其中城商行占到4000亿元；“别人的残羹冷炙，拿过来，可能是坏账，所以监管部门很担心”。据其透露，由于信贷增速过快，一些城商行的董事长还享受了单独谈话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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