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李隆玲武拉平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农业大学|李隆玲、武拉平：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农业大学|李隆玲、武拉平：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这势必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李隆玲与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拉平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发表论文。

【摘要】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这势必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观察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粮食需求分别呈现波动性减小和基本稳定并伴随小幅波动的趋势。其中，口粮消费逐渐减小，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不断增加。第二，农民工的粮食需求既高于农村居民，也高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介于二者之间。第三，粮食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其中，稻谷基本稳定，小麦小幅度减少，玉米大幅度增加。第四，粮食产量总体上波动性上升。稻谷和小麦产量缓慢波动性增长，玉米产量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乡村人口变迁；粮食安全；农民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国是一个有着将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解决了人口的吃饭问题，也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势必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人，已超过总人口的20%。农民工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我国人口结构不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而成为由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和农村人口组成的“三元”结构，三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5%、20%和45%。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将经历由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食物消费行为在保留原始消费习惯的同时，将越来越接近城市居民的消费特征，另一方面导致农民工的粮食生产行为发生改变，进而造成我国粮食市场供给压力增大。厘清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既是粮食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些学者从用途角度对粮食需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口粮需求降低空间大、趋势减缓；饲料粮需求快速增加，是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种子用粮基本不变；加工用粮小幅波动。一些学者对我国粮食需求分区域和分品种进行了预测，主要品种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我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问题，研究发现食物消费结构中动物产品的增长是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食物消费向富含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方向转型升级。而且，随着居民对膳食营养知识的认识逐步加深，居民饮食向安全和营养方向转变，推动食物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展。长期来看，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也有很多学者对粮食供给进行了研究。从国内生产来看，我国人均耕地少、水资源短缺、人均农业资源匮乏。同时，在传统粮食生产中，为了追求粮食产量，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大，造成环境污染、耕地退化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导致耕地急剧流失和水资源日益受到污染的威胁，这都将制约国内粮食供给能力的增长。单产水平提高是中国粮食产量增加的直接推动力，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更能提升粮食增产潜力。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还有农业机械化水平、种粮补贴、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耕地集约利用、灌溉效率等。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供给依然面临紧平衡趋势。

纵观现有研究，发现有关我国粮食需求和供给的研究较多，但缺乏从乡村人口变迁角度研究其对我国粮食供需的影响，同时缺乏对约占全国1/5人口的农民工群体的粮食需求的专门研究。农民工进城后，由原来的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的净购买者，并且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能量消耗大，对肉蛋奶等动物性产品的需求增大，这不仅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还对我国粮食消费市场产生了较大冲击。因此，本文利用广东、浙江、山东、四川、河南和北京6省（市）7 299份农民工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从粮食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研究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本文是对以往粮食安全研究的补充和深化，以期为我国制定精准粮食安全政策提供更多、更深层次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一、乡村人口变迁从供求两方面对粮食市场形成压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为了计划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1952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真正建立，这一制度成为阻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的一道藩篱。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开始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出现为农民在乡村“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就业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极为快速，不但吸收了大量的本地劳动力，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农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亿万农民离开乡土涌入到城市务工经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离开农业进城务工，使我国农村地区的两大重要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这一资源的重新配置，从供求两方面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从粮食供给角度来看，我国粮食的种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粮食市场供给压力增大。首先，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导致费时费力的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减少，而相对省时省力的玉米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虽然使粮食总量得到保证，但粮食结构矛盾却日益突出。我国的口粮安全问题被潜在地隐藏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粮食安全的紧迫程度。其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推动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收益下降，种粮积极性也因此而降低。再次，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会选择高收益的经济作物，放弃种植粮食作物。农户选择种植单季粮食作物，复种指数不断下降，这也将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影响。最后，城市化导致耕地被大量占用，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从而导致粮食“隐形”减产。

从粮食需求角度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致使我国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加的趋势，而且需求的增长往往快于预期。影响粮食需求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对动物性产品等健康营养食物的需求增加，由此加速了对消费动物性产品而引致的饲料粮需求的增加。第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行业的特点，也拉动粮食需求不断增加。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以前在农村是粮食和食物的生产者，进城务工后变成粮食和食物的净购买者；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后主要从事体力消耗较大的行业，食物需求也较多。第三，农村适龄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趋于老龄化，并且女性劳动力占比逐年增加，导致留守农村的人口以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为主，大部分也成为粮食的净购买者。

二、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需求的影响

（一）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粮食用途结构来讲，我国粮食需求包括口粮、饲料粮、加工用粮、种子用粮和其他需求五大类。加工用粮、种子用粮以及其他需求的占比较小，年际间变化不大，约占当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的15%。粮食需求结构中变化较大的是口粮和饲料粮，二者合计占我国粮食总需求的85%左右。依据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统计方法，我国居民粮食需求量等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粮食需求量之和，其中，城镇居民粮食需求量等于城镇人口（包括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乘积，农村居民粮食需求量等于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乘积。将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量进行折算，可以到得城乡居民的粮食（原粮，包括口粮和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并可以进一步折算得到全口径的粮食总需求量。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基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视角的粮食需求估计方法并不能准确反映目前我国粮食需求的实际情况，原因是没有考虑约占我国1/5人口的农民工群体的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的特殊性。农民工进城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能量消耗大，其食物消费情况既不同于农村居民，也不同于城镇居民。一方面，在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抽样统计中，调查对象为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的住户，农民工被抽中作为调查对象的概率非常低，因而尽管农民工人数算在了城市人口中，但抽样统计的城市户籍居民的人均食物消费并不能反映农民工的实际粮食需求情况。另一方面，在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抽样统计中，部分农民工虽然算在农村家庭常住人口中，但其消费水平和结构已不同于外出务工前，也不同于现在的农村留守人口。超过60%的农民工从事的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在这些行业（尤其是建筑行业）中，农民工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能量消耗大，其粮食需求既大于其进城务工前在农村务农时的消费量，也大于目前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量。此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会增加动物性产品等健康营养食物的需求，由此引致的饲料粮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对粮食需求形成更大压力。

已有研究表明，虽然我国粮食产量在不断增加，但始终赶不上实际需求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预测，202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400亿吨以上，粮食需求总量达到5.725亿吨，其中口粮和饲料粮需求量分别为2.475亿吨和2.355亿吨。实际上，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5.591亿吨，2017年更是达到6.616亿吨。尽管这样我们依然感到供求紧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需求的拉动，反映了我国粮食需求的强劲增长。乡村人口变迁引起我国居民粮食需求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居民粮食需求重新进行审视。本文将从“城镇户籍居民+农民工+农村居民”的“三元”结构新视角对我国居民的粮食需求进行研究。

（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粮食需求水平和结构变化

1.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口粮需求

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城镇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在2000年以前降幅较大，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在2000年以后降幅较大。如表1所示，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为256.31千克，2000年降低至161.39千克，累计降幅高达37.03%。201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降低至159.86千克，2017年进一步降低至109.70千克，累计降幅达57.20%。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为262.08千克，2000年为250.23千克，累计降幅为4.52%。2000年以后，农村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大幅度下降，2010年降低至181.44千克，累计降幅为30.77%。2017年进一步降低至154.60千克，累计降幅为41.0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大幅度下降的时间滞后于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大幅度下降的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

2.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

城乡居民的动物性产品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而拉动对饲料粮需求的快速增加。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消费不断升级，膳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将肉禽及制品、蛋及制品、奶及制品和水产品分别按照1:3.57、1:2.37、1:0.45和1:1.40的粮食转化率折算为原粮，即为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如表2所示，城乡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具体而言，1990年城乡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分别为153.44千克和54.14千克，2000年二者分别增长至177.11千克和78.75千克，累计增长率分别为15.43%和45.46%。2010年二者进一步增长至224.00千克和92.34千克，累计增长率分别为45.99%和70.58%。2010―2017年，城镇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的过程，总体呈小幅减小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呈稳定增长趋势，2010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为5.99%。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始终高于农村居民，但增速放缓。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城镇居民更加注重合理膳食和营养健康。

3.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粮食总需求

综合口粮消费和动物性产品消费引致的饲料粮需求，可以得到城乡居民的粮食（原粮）总需求。如表3所示，城镇居民的粮食消费总量呈波动性减小趋势，其中，口粮所占比例逐渐减小，饲料粮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二者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62.55%和37.45%，变为2017年的36.26%和63.74%。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总量基本稳定并处于不断小幅波动之中，其中，口粮所占比例逐渐减小，饲料粮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二者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82.88%和17.12%，变为2017年的51.26%和48.74%。

（三）农民工与城乡居民粮食需求比较

1.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我国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消费需求项目”，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适用于本研究的有效样本7 299个，其中，北京1 366个，广东1 329个，浙江1 506个，山东1 357个，河南586个，四川1 155个。这6个省市流入的农民工约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一半。而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居民饮食文化和习惯，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全国农民工的粮食需求特点。

调查的具体过程是：第一步，在每个省（市）选取两个市（县）：省会城市和流入农民工较多的地（县）级市。第二步，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农民工务工行业结构，在每个市（县）确定各行业调查样本的数量。在对每个行业的农民工个体进行抽样时，根据行业特点采取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对于工作和生活相对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和部分批发零售业的农民工，采取调研员分组统一到单位进行调查的方法，由单位负责人提供名单随机选取，平均每个单位调查10~20个农民工。二是对于工作和生活相对分散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的农民工，由调研员自行到农民工工作场地或居住地进行调研。

该调查详细记录了被调查对象一日三餐和加餐（最近24小时内）的食物消费信息，比如每餐的就餐类型、就餐种类及数量、重量和支出，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保障。为了能够对农民工的粮食消费进行准确估计，该调查项目还进行了三套系数的调研：（1）主副食折算系数，即主食（米及制品、面及制品、其它谷类制品）和副食（炒菜等）与稻谷、面粉、其它谷类和动物性产品（肉禽及制品、蛋及制品、奶及制品、水产品）的转换系数；（2）成品粮原粮转换系数，即稻谷、面粉、其它谷类与水稻、小麦、杂粮的转换系数；（3）动物性产品耗粮系数，即动物性产品（肉禽及制品、蛋及制品、奶及制品、水产品）与饲料粮的转换系数。

2. 农民工与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差异

按照小麦的出粉率（标准粉）平均为82%，水稻的出米率平均为73%，杂粮的折算率平均为90%，将面及制品、米及制品、其它谷类制品折算为原粮，即为农民工的口粮需求量。将肉禽及制品、蛋及制品、奶及制品和水产品分别按照1:3.57、1:2.37、1:0.45和1:1.40的粮食转化率折算为原粮，即为农民工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综合口粮消费和动物性产品消费引致的饲料粮需求，可以得到农民工的粮食（原粮）总需求。总体来看，农民工的年人均粮食需求量为455.00千克，其中，口粮消费量为238.96千克，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为216.04千克，占比分别为52.52%和47.48%。

农民工的粮食总需求量既高于农村居民，也高于城镇居民。如表4所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需求量分别高152.93千克和149.85千克，高出的比例分别为50.63%和49.11%。其中，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量分别高119.71千克和65.91千克，高出的比例分别为100.39%和38.09%。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分别高33.22千克和83.94千克，高出的比例分别为18.17%和63.54%。由此可见，无论是粮食需求总量，还是口粮需求量和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农民工的需求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一方面，这与农民工从事的工种有关，农民工主要从事（重）体力工种，能量消耗大，其粮食需求量自然也多。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增加了对动物性产品等健康营养食物的需求，由此引致的饲料粮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农民工的粮食消费结构介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农民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口粮消费量与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的比例分别为52.52%和47.48%、39.48%和60.52%、56.71%和43.29%。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口粮消费量和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基本上差不多，城镇居民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比口粮消费量多，而农村居民的口粮消费量比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多。可以看出，农民工的粮食消费结构介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一方面，这与收入水平相关，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并基本上介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因而农民工的粮食消费结构也介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周围城镇居民消费水准的影响，其粮食消费结构越来越接近城镇居民。

3. 乡村人口变迁对粮食需求的拉动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农民工进城前后粮食消费变化即是城镇化对粮食需求的拉动作用。然而，比较农民工进城前后的粮食消费变化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的难度。原因是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并非刚刚进城务工，而是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不能用其多年前进城之前的粮食消费与目前的粮食消费进行比较。为此，比较简单且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对比目前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的平均粮食消费情况，从而说明城市化对粮食需求的拉动作用。对比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粮食需求发现，农民工转移到城市以后，其人均粮食需求量增加了149.85千克，增加的比例为49.11%。利用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需求差异，乘以全国农民工的数量，大致可以反映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导致的粮食需求的增加量。计算可得，粮食需求的增加量为4 067.6万吨，约占我国同期粮食产量的6.73%，仅次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山东省2014年的粮食产量（45 96.6万吨）。

上述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居民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实际上，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居民在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以男性居多，并且大多是青壮年的劳动力，而农村留守居民大多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性别比例比较稳定，2009年以来男性农民工的比例均在65%以上，而女性农民工均在35%以下。农民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全国农民工数量的一半。从年龄结构来看，我国农村适龄劳动力（15～64岁）的比重不断下降，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15～44岁）的比例下降较快。从性别结构来看，女性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逐年增加，男性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逐年下降。

直接比较目前城市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平均粮食消费情况，实际上是比较青壮年农民工与农村留守的“老年”和“妇女儿童”的平均粮食消费情况，前者的消费自然比后者高。为了对两个群体的粮食消费情况进行更加准确可靠的比较，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对两个群体进行进一步控制。一是选择农民工中与目前农村人口类似的样本（即老年或妇女），将其与农村居民的平均粮食消费情况进行对比。二是选择农村人口中与农民工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类似的样本，将其与农民工的平均粮食消费情况进行对比。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下面采用第一种矫正方法，对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平均粮食消费情况进行重新对比，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准确合理地反映乡村人口变迁对粮食需求的拉动作用。

从农民工总样本中选取女性农民工和50岁以上农民工两个子样本，分别计算两个子样本的人均粮食需求量，结果见表5。女性农民工的年人均口粮、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和粮食总需求量分别为188.48千克、211.68千克和400.16千克。50岁以上农民工的年人均口粮、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和粮食总需求量分别为188.63千克、211.49千克和400.12千克。可以看出，两个子样本的粮食消费水平和结构非常接近。两个子样本与农民工总样本的人均粮食需求量相比，口粮需求量约少了50千克，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量约少了5千克，粮食总需求量约少了55千克。与农村居民相比，女性农民工的口粮、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和粮食总需求量分别多15.43千克、79.58千克和95.01千克，分别多了8.92%、8.92%和31.14%。与农村居民相比，50岁以上农民工的口粮、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和粮食总需求量分别多15.58千克、79.39千克和94.97千克，分别多了9.00%、60.10%和31.12%。由此可见，从需求量上来看，无论是女性农民工还是50岁以上农民工，他们的口粮需求和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都比农村居民多；从需求结构上来看，女性农民工和50岁以上农民工消费畜禽制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的增加比率更大。

运用上述计算方法，利用女性农民工或50岁以上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需求差异，乘以全国农民工的数量，得出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导致的粮食需求的增加量，即乡村人口变迁对粮食需求的拉动作用。考虑到女性农民工和50岁以上农民工的粮食消费水平和结构非常接近，此处采用二者的平均值代表女性农民工和50岁以上农民工的人均粮食需求量。结果表明，农民工转移到城市使粮食需求增加了31.13%，人均增加了94.99千克。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可得，由农民工进城而导致的粮食需求的增加量为2578.5万吨，约占我国同期粮食产量的4.03%。

三、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供给的影响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种植结构变化

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变化不大，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如图1所示，1990―1999年我国粮食的播种面积相对稳定，基本维持在11 000万公顷以上，1998年达到阶段最高点11 379万公顷。随后五年由于自然灾害、亚洲金融危机、粮食价格低迷、放开粮食购销改革等原因，致使播种面积不断下降，2003年粮食种植面积跌破10 000万公顷。自2004年起，国内支持政策的出台和粮食价格的提高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1 799万公顷。从总播种面积增长率来看，1991―1994年和1999―2003年播种面积分别出现两波负增长，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1991―1994年的最低增长率为-1.56%，1999―2003年的增长率最低降至-4.31%。2010年以来的增长率基本在1%以上，自2014年起增长率逐年下降，2017年出现第三次负增长，增长率为-1.04%，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适当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主动增加优质高效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变化差异较大，总体来讲，稻谷种植面积变化不大，小麦种植面积小幅度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稻谷种植面积变化不大，1990―1999年基本维持在3 000万公顷到3 300万公顷之间，2000年跌破3 000万公顷，2003年进一步跌至2 650万公顷，自2004年起稻谷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度增长，2017年达到3 075万公顷，接近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稻谷种植面积。小麦种植面积小幅度减少，90年代初基本在3000万公顷左右，2000年减少至2 665万公顷，2004年进一步跌至2 163万公顷，之后小麦种植面积逐年缓慢增长，2017年达到2 451万公顷，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小麦品种结构优化，优质小麦播种面积增加，小麦总播种面积变化不大。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90年代初基本在2 000万公顷左右，2007年突破3 000万公顷，2013年突破4 000万公顷，2015年达到最大种植面积4 497万公顷，之后略有下降。2004年以来玉米种植面积累计增长66.62%，年均增长率高达3.71%。三大粮食作物以外的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我国稻谷和小麦的种植比例分别从1990年的29.14%和27.10%，下降到2017年的26.06%和20.77%，而同期玉米种植比例则从18.86%增加到35.93%。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需求方面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拉动了动物性产品的消费，从而刺激以玉米为主的饲料粮需求的不断增加，种植玉米更有利可图，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会选择多种植玉米；二是从供给方面看，伴随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导致费时费力的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减少，而相对省时省力的玉米种植面积增加。

（二）粮食产量及主粮结构变化

总体来讲，我国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从粮食总产量来看，1990―1998年粮食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伴随小幅波动，个别年份有略微下降，期间粮食产量的累计增长率为14.44%，年均增长率为1.55%。建国以来粮食产量“五连跌”期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2003年跌至4.3亿吨左右，比1998年下降了15.93%。为了扭转粮食产量不断下跌的局面，政府开始制定实施了多项粮食补贴政策，我国粮食产量在2004―2015年期间出现恢复性的增长，在此期间实现了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累计增长率高达43.81%，年均增长率高达2.89%。2016年我国粮食产量6 6043.5万吨，比上一年减少16.8万吨，减少了0.03%。2017年我国粮食产量66 160.7万吨，比上一年增加117.2万吨，增加了0.18%。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我国粮食产量止步于“十二连增”，基本稳定在66 000万吨以上。

分品种来看，稻谷和小麦产量呈小幅度的波动性增长，玉米产量基本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如图3所示，稻谷产量在2000年之前基本保持在18 000万吨左右，2000―2003年有所下降，2004年以后呈持续增长态势，2011年突破20 000万吨，之后不断波动增长，2017年稻谷产量达到21 267.6万吨。小麦产量在1995年之前基本上保持在10 000万吨左右，1996―1999年升高到11 000万吨左右，2000―2003年有所下滑，2004年之后持续增长，2015年突破13 000万吨，2016年和2017年平稳增长。玉米产量基本上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趋势，1995年之前基本上在10 000万吨左右，1995―2005年在10 000万吨至14 000万吨徘徊，2006年突破15 000万吨，2011年突破20 000万吨，2015年攀升至26 499.2万吨，2016年和2017年有小幅回落。

从稻谷、小麦和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来看，在2000年以前，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40%左右，之后逐年下降，2017年这一比例降低至32.15%。玉米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不断上升，1990年为21.70%，2011年上升至35.91%，并且超过了稻谷产量，成为占粮食总产量比重最大的作物，取代了之前谷物的绝对优势地位。2015年玉米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突破40%，之后略有下降，2017年玉米产量占比为39.16%。小麦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年际间变化不大，基本上处于20%到22%之间，特别是2004年以来，小麦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20%左右。薯类和豆类等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不断缩小，2017年减小至8.39%，原因是薯类和豆类的产量比较低，逐渐被玉米等高产作物所替代。目前，国家提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预计2020年50%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粮消费。由于马铃薯的产量较少，占主粮的比例依然很小。按照薯类和粮食5:1的折算比例，2017年我国薯类产量2798.6万吨相当于559.7万吨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4.23%。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广东、浙江、山东、四川、河南和北京6省（市）7299份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分析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压力的基础上，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了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

从粮食需求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粮食需求呈波动性减小趋势，农村居民的粮食需求基本稳定并伴随小幅波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口粮消费比例逐渐减小，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比例不断增加。农民工的粮食需求既高于农村居民也高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介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另外，2014年进城农民工引起粮食需求增加2 578.5万吨，约占我国同期粮食产量的4.03%。

从粮食供给方面来看，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变化不大，个别年份波动较大。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变化差异较大，总体来讲，稻谷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小麦种植面积小幅度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我国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分品种来看，稻谷和小麦产量呈小幅度的波动性增长，玉米产量基本上呈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

因此，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时，既要考虑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需求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乡村人口变迁对粮食供给的影响。未来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注重国内粮食生产，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从注重数量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重；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推进饲料粮及畜产品进口多样化；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合作，推进进口市场多元化；加强膳食营养知识宣传，倡导健康营养的膳食模式，推动食物消费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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