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二三百斤的门墩一转眼被盗了 专家称门墩出自清代满族人家2、元宵节才是古代的情人节？3、王府井书店：70年 守护精神家园

二三百斤的门墩一转眼被盗了 专家称门墩出自清代满族人家

来源:法制晚报

古镇老宅搬迁 清代门墩被盗 事发丰台区长辛店 专家称门墩出自清代满族人家 街道表示要求棚改同时确保文物安全

王家口胡同5号的老门墩颇具历史感，被盗后只留下残损的门框。

古时的长辛店曾是进京要道，俗称“九省御道”，千年古镇长辛店棚改势必关联着文物保护的话题。近日有文保志愿者在长辛店发现，一尊精美的门墩被盗。

“上趟厕所回来发现，门墩已被人抬到了胡同口......”据居民回忆，偷盗团伙一行5人，驾驶一辆面包车，显然是有备而来。

讲述

门墩被团伙抬上面包车盗走

长辛店是京西南一古老村镇，自元朝在京建都起，就是沿太行山东麓进京的交通要道，是为过往旅客提供住宿的地方。古镇的历史格局延续至今，吸引了诸多文物爱好者。但在近日，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范纪萍发现，王家口胡同5号门前的一对门墩不见了。

王家口位于长辛店大街中段路西，东西走向。范纪萍说，王家口5号院的大门前，原来门墩的位置已经豁开，用几块砖头顶住门框。由于长辛店大街正在进行棚改，5号院的居民已经搬走，现场工作人员不允许进院一探究竟。

范纪萍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因为雕工精美，他去年还拍摄过王家口5号的门墩，印象中有一尊保存相对完整，另外一尊比较残破。没成想不到一年，照片就变成了古物的“遗照”。

周边居民向法晚记者透露，王家口5号的门墩被盗，发生在今年的二三月份，当时院子里还有人居住。大概是晚上七八点钟，5号院的住户出门上公厕，也就出去了10分钟，回来时发现一尊门墩已被人抬到胡同口，还没等他追上去，这伙人已将门墩抬上了面包车，消失在了夜幕中。印象中团伙共有5人。

据记者了解，当时被盗的门墩是品相较好的那一尊，另外一尊之后也不知去向。

解读 被盗门墩很可能出自满族家庭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刘卫东介绍说，在老宅院的门洞处，为了承托门扇，往往在门槛两端设置墩台，墩台上凿有小眼用以放置门轴。这种承托门扇门轴的墩台叫做门枕，北京人俗称门墩。门枕石一般分为内外两部分，即一部分在门扇内，一部分在门扇外，在门扇外的这一部分，往往多做雕饰。

通过资料图片刘卫东判断，被盗门墩为抱鼓形，出自清代，材料为普通青石，重量在二三百斤。偷盗者必定是拿去换钱，像一些拆迁村、棚改区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记载，王家口胡同始于1949年前，原是清朝一王姓满族人的住所，故名王家口。1966年曾改名旺家口，1980年恢复原名。由此判断，被盗门墩很可能出自满族家庭。

回应 加强巡查保护以确保古物安全

《法制晚报》记者注意到，王家口5号虽地处长辛店古镇，但并非官方的普查登记文物。

昨天，法晚记者致电长辛店街道办事处文教卫生科。一名女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已经了解到王家口5号门墩的事。

由于长辛店老镇正在进行棚改，他们曾和棚改办进行沟通，并签订责任书，要求对老物件巡查保护确保安全。

早在2014年，《法制晚报》曾报道东城区一处老宅院在搬迁过程中，文保志愿者及相关部门保护下一对罕见的异形门墩，然而并非所有老门墩都能那么幸运。（记者 崔毅飞 新闻观察员 范纪萍）

元宵节才是古代的情人节？

北宋欧阳修的《生查子》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後。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南宋辛弃疾也有著名关于元宵节与爱情的诗句：“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以，很多人说，比起七夕节，元宵节才更像是中国古典的情人节。因为七夕节在过去又称“乞巧节”，是女孩儿们过的节日。而元宵节却肩负着类似于情人节的功能：元宵节自汉代以来，一直有着市民夜游灯会的传统，不设宵禁。在过去，未出嫁的女子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女孩，都是不能出闺门的，只有在元宵节之夜，可以出门去逛元宵灯会。于是，很多年轻女子就把这一晚作为私会情人的日子。对于没有情人的青年男女来说，它当然也是邂逅的绝佳夜晚。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元宵节都有着怎样的习俗演变呢？以下节选自《节俗史话》。

《节俗史话》，作者: 韩养民 郭兴文，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

汉代：祭太一神、燃灯表佛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祭祀“泰一”神。“泰一”神又称“泰乙”、“太一”或“太乙”。为何要祀泰一呢？谬忌认为“泰一”是天神中最尊贵者，其地位在五帝之上。汉武帝又是极为相信神仙的皇帝，面对当时人们心目中如此尊贵的太一神，岂能不大大祭祀一番。尤其在正月十五日祭太一神最隆重。从黄昏开始，通宵达旦用盛大的灯火祭祀，加上夜晚常有流星划过祠坛之上，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法苑珠林》又记载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五岳诸山道士要与西域和尚比较法力，以辨真伪。汉明帝令僧道正月十五日会集于洛阳白马寺，道士斋道经，设置三坛，然后纵火焚经，经书见火而被焚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印习俗互相融合，流传到民间。每到正月十五日夜，城乡灯火辉煌，昼夜通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这既有祭太一神的旧说，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原有的神仙术与佛教礼仪相结合，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独特习俗。这个习俗经官方的倡导而开始流行，并在这一夜取消宵禁制度。据《事物纪原》记载：汉代西都长安城有执金吾负责宵禁，“晓瞑传呼，以禁夜行”，唯有正月十五日夜晚，皇帝特许执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允许士民踏月观灯。

魏晋：祭门户、祀蚕神、迎紫姑

到了魏晋，又增添了灯节祭门户、祀蚕神、迎紫姑的风俗。按《荆楚岁时记》记载，祭门户的仪式是制作豆粥，上加油脂以此祭祀门户；先在左右门户插上水杨枝，根据杨树枝受风飘动所指的方向，再用酒肉食品及插上筷子的豆粥、糕饼等来祭祀，称“望日祭门”。为什么要如此祭祀呢？《齐谐记》记载：正月半，有位神仙降临到以养蚕为业的陈氏家宅，说“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续齐谐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更为详细。在正月十五日，吴县居民张成夜间起来，看见一个妇人立在房宅的东南角，对张成说：“我是这地方之神，明年正月十五，要煮碗白米粥，上面加盖些肉脂来祭祀我，我会使你家蚕业兴隆。”说罢就不见了。张成按照她所说的办法祭祀，从此养蚕年年丰收。由于这个传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时人每到正月十五都做粥祭祀，并加肉覆盖在粥上来吃。

更有趣的是“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好坏。按南朝宋人刘敬叔《异苑》的记载，紫姑本是一户人家的小妾，为正房大妇所嫉妒，于正月十五日气愤而死。后人做其形而迎接她。迎时要念咒：“子胥（紫姑丈夫之名）不在，曹夫人（即其大妇）已行，小姑可出。”迎紫姑时要在厕所边或猪栏边，如果手中的紫姑形象物变重，就是紫姑神来了。迎紫姑还要在厕所中置破旧衣裳。据说有平昌孟氏曾于正月十五日试迎了一次，紫姑竟“穿屋而去”。看来当时人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个为人做妾的紫姑显然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创造的神，所以她地位卑贱，穿破旧衣服，活动于厕所或猪圈栏旁。

隋唐：放花灯

隋代开国初年，隋文帝提倡节俭治国，对元宵节民间大闹灯火禁止颇严。《隋书·柳彧传》记载：柳彧曾上书文帝，叙述当时京城和各州县，每逢正月十五日夜，人们“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不曾相避”。这位老夫子认为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百戏及风俗活动有伤风化，至于“高棚跨路，广幕陵云，炫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阵，丝竹繁会”，那是浪费人力物力，更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竭赀破产竞此一时”，有的家庭“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都去观看。柳彧请隋文帝下诏禁绝这些节日习俗。隋文帝采纳柳彧的建议，雷厉风行地禁止元宵张灯及娱乐活动。

隋文帝禁元宵节，他的儿子隋炀帝却与他相反，竭力在元宵节铺张奢侈，挥金如土。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因西域少数民族首领云集洛阳，隋炀帝调集民间艺人进城，于正月十五日在洛阳皇城端门外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资治通鉴·隋纪》记载：“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从此一扫汉代敬神礼佛的节日观念，而开元宵行乐之端。所以胡三省注曰：“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描述当时盛况道，“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精彩的百戏歌舞中既有传统的百兽舞、五禽戏，又有少数民族的艺术表演。“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隋炀帝这位浪荡天子乐陶陶地带着他的成群妃嫔，登楼观灯。

同西周两汉一样，唐代都城长安也有宵禁制度。但是元宵节前后几日内，却特许驰禁，放三夜花灯，称之为“放夜”。据《太平御览》引唐人韦述《两京新记》：“惟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当此之时，“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于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张祜《正月十五夜灯》）。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走出坊门，夜游观赏那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以致车不能掉头，人难以转身。《雍洛灵异小录》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唐初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对元宵放灯尚未大力提倡。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710年）元宵节观灯还是偕皇后微服出行，并借踏月赏灯的机会巡幸大臣萧至忠、韦安石及长宁公主家。但此后不久，就奢侈之风大开。《朝野佥载》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即玄宗开元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安福门外做一巨型灯轮，高达20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树一般。同时，让“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在灯轮下轻歌曼舞，还从长安万年县选出少女妇人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当时洛阳盛况是“他乡月夜人，相伴看灯轮，光随九华出，影共百枝新”，以致“歌钟盛北里，车马沸南邻”（韩仲宣《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月下多游骑，灯前绕看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辇下岁时记》还记载：唐睿宗上安福门观灯，让太常作乐歌，宫女歌舞，朝士中能文者填写踏歌词，踏歌“声调入云”。

宋代：灯市如昼

宋代从京师到民间都十分重视元宵放灯，因此有专门的“灯市”。如《乾淳岁时记》记载：在都城从年前孟冬（十月）开始，“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在灯市上，舞女乐伎往来最多，卖舞卖唱。每晚从灯火初上，箫鼓齐奏，歌女舞女纷纷献技。豪商富贾，纨绔子弟，纷纷买笑追欢，到更深四鼓方止。因此姜白石有诗云：

灯已阑珊月气寒，舞儿往往夜深还。

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

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

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

灯市不仅在京师很盛，在其他各地也颇为风行。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苏州罗灯在宋代闻名天下，能工巧匠们在罗帛上剪镂百花等极其细巧的图案。点燃蜡烛后，放射万道灯光，人们称之为“万眼罗”。福州的“白玉灯”，新安的“无骨灯”，像春兰秋菊，各有秀色。此外，宋代灯市上值得称道的还有类似皮影戏的五彩羊皮灯、丝灯、走马灯等，颇受人们喜爱。

宋代兴起了烟火，火药在唐宋节日娱乐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制成炮仗，而且制作烟火。《乾淳岁时记》记载：“宫漏既深，始宜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不但宫中放，民间也放。当时的烟火到底有哪些花色品种，尚不可知。仅就游人仕女都被吸引住这一点来看，那情景是非常动人的。除了花灯与烟火，宋代元宵节风俗活动还有“打灯谜”和杂技演出。

明代：耍狮子、放烟火

到了明代，元宵节放灯从正月初八到十八，延长为十天。《明会典》记载：永乐七年诏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给百官赐假十日，以度佳节。明代元宵节又增添了耍狮子的娱乐项目。明末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当时灯节耍狮子、放烟火、鼓吹弹唱，挤挤杂杂，大街小巷，通宵以乐。

清代：放冰灯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对汉族的元宵节活动也全盘接收了。但是，清代放灯时间已没有明代十日之久。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是“自十三至十七均谓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也就是说清代放灯时间只有五夜，只有十五夜才算正节放灯。“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大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各式各样的彩灯，多用纱绢、玻璃、明角做成，上面绘有古今人物故事。在清代令人眼花缭乱的花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冰灯。因为满族原居东北黑龙江一带，气候寒冷而冰多，因此有冰灯之俗。满族入主中原后，冰灯也传入中原。北京当时有能工巧匠制作冰灯，“结冰为器，裁麦苗为人物，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殊可观也”。正月元宵，中原草木萌春，南方已花枝待发，而东北仍处于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世界。

清代元宵节，民间的娱乐活动增添了大量的新内容。从元旦到元宵节，舞狮子、舞龙、闹社火、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腰鼓等活动都涌到节日期间，每日社火不断，锣鼓喧天。像《清嘉录》描写灯节的诗中就有：“看残烛火闹元宵，划出旱船忙打招，不放月华侵下界，烟竿火塔又是桥。”

作者：韩养民 郭兴文

编辑：禽禽 西西 徐悦东

王府井书店：70年 守护精神家园

来源:人民日报

王府井书店内景。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读者在王府井书店挑选图书。本报记者 施 芳摄

1970年扩建后的王府井书店。资料图片

编者按：4月23日，即将迎来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我们走进享有美誉的王府井书店，倾听读者与书70年的点点滴滴。

王府井步行街十分热闹，在“70”字样的王府井书店店庆标志物前，人们纷纷驻足留影。

每天一开店，读者就涌进来

1949年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成立，这就是王府井书店的前身。从成立那天起，这座书店便承载了读者对图书和知识的渴求。

1949年9月，第一批由莫斯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传》等中文版图书沿着铁路来到北京，赶在开国大典前与读者见面。

书店火速调配人力，分批去火车站提货。尹世昌是其中一员。在他记忆里，这批图书用道林纸印刷，分量很重。“1个麻袋大约有80本书，扛起来特别沉，装满1辆卡车后，大家都筋疲力尽。”最终，这批中文精装本如期上架。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也造就了“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的王府井大街一景。国家动用储备纸紧急重印《子夜》《家》《悲惨世界》《哈姆雷特》等35种中外文学名著，供不应求。

“那会儿读者看书买书，还是营业员从玻璃柜台往外拿。每天一开店，里三层外三层的读者就涌进来，有时柜台玻璃都被人流挤碎。”楼层经理艾康明在王府井书店工作了40年，即将退休的他回忆起刚到书店工作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人太多啦，我们就改成了开架售书。结果有的书都来不及上架，运到大门口读者就等不及了，我和同事一个人找书一个人收钱，直接在大门口就卖完了。”

“金街”上建起文化地标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王府井大街成为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面临整体改造。黄金地段还要不要文化企业？如何取舍？

读者的行动是对书店最好的支持。“朋友，友谊万岁，举杯痛饮，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1994年11月13日，王府井书店搬迁前的最后一个营业日，全店职工在门前列队，向读者挥泪告别。

初冬的寒气凛冽，数以万计的读者闻讯赶来，感谢书店在过去45年间向公众奉献了20亿册图书。“王府井书店，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们的好朋友，希望早日和你再见！”送走最后一位读者，已是晚上10点多。

在北京市政府决定将王府井书店建成文化地标后，2000年9月26日，书店重新开张，一座1.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书城回归读者的生活，一跃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大书城。

王府井书店不仅是买书的好去处，也以每年百余场文化活动吸引着众多读者。先后有200余位两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各领域首席专家走进“首都科学讲堂”，通俗生动地讲解前沿科技知识，真诚坦露心路历程，掀起了一股科普热潮。“一到周末，读者就从四面八方赶来，300多人的讲堂开讲半个小时前就座无虚席，很多人一直站着听到结束。”书店营销宣传管理中心职工马竹君回忆。

馆店结合 能买又能借

走进“王府井图书馆”，可以看见原木色的桌椅和精心养护的绿植，三三两两的读者正埋头读书。在东方广场工作的陶舟说：“这里可以买书，还可以借书，我们有空就来。”

书店还能借阅？原来，这是王府井书店升级改造的新路径之一。2018年，按照“馆店结合”模式，王府井书店与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联合创办了“王府井图书馆”。除教辅书、工具书等特定门类外，读者可以在书店1至5层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读者免费把新书借回家，实现图书馆配书的“私人定制”，平均每月图书借阅册数近5000册。

让孩子的图书区更吸引孩子，也是王府井书店的成功尝试。异型书架、动物造型座椅、色彩亮丽的大吊灯……2019年，营业面积约1300平方米的“怀中读·阅童馆”亮相。西侧开设儿童绘本专区，搭建活动小舞台，举办绘本讲座、阅读分享、亲子阅读等活动，营造了家长与孩子共同阅读的场景。

电子阅读和电商给实体书店带来的压力，在王府井书店转化为创新和探索。目前，书店总销售额近九成来自图书，每年服务读者300多万，至今仍然是首都累计图书销量、服务读者数量均居第一位的书店。

“读者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王府井书店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李柏林说：“我们要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图书，这是国有大型书店的社会责任。”

70年风风雨雨，王府井书店见证的是新中国书店的变迁；70年心心念念，这里守护的是读者的精神家园。

■小贴士

店庆期间，王府井书店将举办发展历程图片展、作家读者面对面、新书畅销书展销等活动。4月19日至29日，在朝阳公园“2019北京书市”现场，还将搭建“书店的变迁”场景体验展。

1949年2月10日

王府井书店的前身北平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成立

1950年

王府井书店第一次扩张，搬入当时王府井大街上少有的四层楼房

上世纪50年代初

王府井书店年进书1万多种，居全国之首

1970年4月22日

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张后开门迎客，总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年销售图书3万至6万种，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

2000年9月26日

王府井大街重新整修后，书店重张，面积扩大到1.7万平方米，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大书城

2018年

王府井图书馆成立，平均每月图书借阅册数近5000册

2019年

新型少儿阅览区开放，营业面积1300平方米，各类图书近2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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